2017年3月18日，镇原县方山乡蒲河行政村田园子自然村村民在修路拓宽村道施工时，意外暴露出一处石窟寺遗存。镇原县文化广播局接到通知当即报告甘肃省文物局，受省文物局委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派专业人员主持发掘工作，此工作就由郑国穆负责，单位派马更生驾车一同前往镇原。同时，按照抢救性考古发掘的一般程序，向国家文物局及时上报申请发掘执照。在发掘工作中严格按照考古操作规程和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科学发掘，共计清理出土4个洞窟。随后，又在田园子附近的蒲河流域开展石窟寺专题调查。

　　

　　一、石窟概况

　　

　　新发现的石窟遗址位于镇原县方山乡蒲河行政村田园子自然村，在蒲河支流官路沟西侧砂石崖面上，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分布，故命名为“田园子石窟”（图一）。石窟所在地原属黄土堆积的土坡，是田园子自然村村民通往方山—镇原县级公路的出入村道，之前多年一直是宽不过2米的小道。2017年3月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工程中，动用铲车拓宽坡道路面时，路面内侧斜坡面塌陷暴露出洞窟，可见佛像头部及部分身体，村民自发清理洞窟大部分的遗存，并哄抢了部分洞窟地面的青铜佛造像等遗物。在村委会及时制止并报告县文化主管部门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收缴全部出土遗物入藏博物馆。

　　

　　

　　在现场发掘工作中，除对施工中已暴露部分的2个洞窟（编号2、3号窟）进行彻底清理外，又在已经暴露的遗址外围勘查发现了另外的人为开凿洞窟迹象，经过科学发掘，又清理出土2个洞窟（编号1、4号窟）。其中，1号窟位于石质崖面中，被后期山体滑坡的黄土堆积掩埋覆盖，仅从不易察觉的黄土覆盖出露的人工凿痕岩石面发现了洞窟迹象，经过清理找到洞窟门道，后期掩埋时黄土从洞口斜向涌入洞窟，堆土从洞口往洞里呈斜坡状堆积。4号窟位于村道路面以下，村民反映此处长期潮湿，容易积水，在现场调查中发现在近路面内侧斜坡处崖面有人为凿痕，对此可疑地面进行清理最终出土洞窟，其窟顶已遭早期修路破坏，早已成为村道的路面，村民经常踩在洞窟上面出入（图二）。

　　

　　

　　根据现场发掘的考古地层、埋藏堆积的特征及对当地地貌、历史的调查了解情况分析推测，田园子石窟系开凿使用一段时期后，石窟所在官路沟西侧崖面的上部黄土堆积山体突发地质灾害，将洞窟一次性整体掩埋，直到本次村民修路暴露。

　　

　　二、主要发现

　　

　　本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4个洞窟，基本上坐西向东，自南向北依次编号，分别为1、2、3、4号窟。

　　

　　1号窟，平面呈竖长方形，前后坡窟顶。拱形窟门及窟内四壁、顶部均完整。清理后期滑坡堆积后，只有窟内后部地面有灰烬层，四壁未雕造像，初步分析为当时僧人用作禅修或者居住的洞窟（图三）。

　　

　　

　　2号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穹窿顶，正壁与左、右壁底部有低平台相通。正壁，一佛二菩萨；左壁，一交脚弥勒及二菩萨；右壁，一佛二菩萨。造像整体造型粗犷、健硕。主佛，高肉髻，方圆脸，大耳垂肩，颈粗短，肩宽阔，或袒右肩半披袈裟，或圆领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胁侍菩萨，从轮廓看似为高髻，戴宝冠，宝缯外飘，身体显得粗壮、敦实。窟门右侧小龛为“释迦、多宝佛并坐”题材（图四）。

　　

　　3号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穹窿顶，三壁各凿浅敞龛。正壁，正中龛雕凿一佛二菩萨；左壁，敞龛内原为一交脚弥勒二菩萨，现仅存右胁侍菩萨，交脚弥勒及左胁侍均已残，可见弥勒下部为狮子座；右壁，浅龛内一佛二菩萨。主佛，大耳垂肩，长颈，内着僧祇支，外穿双领下垂式宽大袈裟或袒右肩半覆搭右臂袈裟。胁侍菩萨，均身体修长，天衣、披巾飘逸，裙摆具飘散之势，宽松洒脱（图五）。
 

　　

　　4号窟，平面呈横长方形，三壁各凿浅敞龛。顶部因施工已推毁，从壁面转角向上内收的痕迹推测可能为类似2号窟的穹窿顶，前壁残存门道。正壁，正中浅龛一佛二菩萨；左壁，浅龛内一交脚弥勒二菩萨；右壁，浅龛内一佛二菩萨。主佛，均面形瘦削，颈项细长，双肩下垂。内着僧衹支，外穿双领下垂式宽袖袍衣，衣领棱脊突起，佛衣整体有厚重感。两侧胁侍菩萨，从轮廓看，菩萨戴宝冠，宝缯及发辫垂肩，披帛于肩部略外翘，天衣、披巾飘逸，裙摆具飘散之势，宽松洒脱。造像整体风格呈现“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汉化风格（图六）。

　　

　　

　　3号窟内出土铜佛像7件、背屏式石造像碑1件、四面坡屋顶石造像塔1节、佛像画像石1件（图七）及五铢钱1枚（图八）。

　　

 

　　

　　其中，4件铜像无纪年者为北魏太和时期带座背光坐佛铜像（图九）、北魏晚期背光四足座侍立菩萨铜像、北魏晚期二胁侍菩萨舟形背光、隋代火焰纹头光覆莲台侍立菩萨铜像（图一○）。

　　

　　

　　有纪年者3件，为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四足座释迦多宝佛背光铜像（图一一）、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四足座背光坐佛铜像、隋仁寿二年（602年）四足座背光侍立佛铜像（图一二）。这批单体文物的年代为判断该石窟遭受地质滑坡灾害整体掩埋的时间提供了依据。

　　

　　

　　三、主要认识

　　

　　除1号窟没有造像外，2、3、4号窟均为佛像窟，平面呈长方形，窟内壁面雕刻坐佛、侍立菩萨、交脚菩萨及狮子等形象，为表现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三世佛”佛教思想的造像题材。1号窟保存完整，其他洞窟均坍塌十分严重，2号窟残存部分穹窿顶，3、4号窟顶部被破坏基本不存，洞窟壁面造像风化均较严重。初步分析推测，由于砂石质崖面易受风化，石窟开凿使用一个时期后，面目五官及身体细部的雕刻已模糊不清，但由于滑坡掩埋之故，造像再未遭受后期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侵扰，所以造像保存的造型样式仍清晰可辨。

　　

　　根据窟龛形制和造像风格、样式初步判断，此石窟为北魏时期的佛教遗存，其中2号窟造像为北魏“太和改制”之前的样式，时代可能要早于北石窟寺的开凿年代永平二年（509年）。3、4号窟造像为北魏晚期汉化样式的“瘦骨清像”风格。

　　

　　从3号窟出土的单体铜、石佛造像的风格及发愿文纪年看，时代最早为北魏太和时期，也有北魏中晚期的造像，最晚者为隋仁寿二年（602年）的造像，单体铜、石造像的时代大体分为北魏太和前，北魏景明、熙平年间，北周至隋代开皇、仁寿年间几个阶段，除了北周到隋代的造像晚于洞窟外，其他北魏的不同时段单体铜、石造像与2、3、4号窟造像时代风格基本上相吻合。所以可以推断该石窟遭受地质滑坡灾害整体掩埋的时间应该在602年之后。就目前所见田园子石窟洞窟造像的时代看，开凿后延续使用约120年后突遭后山滑坡掩埋。

　　

　　四、学术价值

　　

　　在发掘工作结束后，为进一步弄清田园子石窟的源流及其所在蒲河流域佛教石窟艺术的分布状况，对发掘点相邻地区做了野外调查，发现了在其西北约6千米的柳州城石窟，残窟分上下几层，残存建筑构件大量堆积，规模较大，可能开凿于北魏，不晚于石窟旁宋代柳泉镇城的年代，明、清时期废弃（图一三）；其西北约2千米的申家山石窟，残存两窟，平面方形，形制保存完整，窟内三壁均为一佛二菩萨，上部有成排雕凿千佛小龛残迹（图一四）；其东南约28千米的薛李石窟，现存两窟，一为中心柱方形洞窟，中心柱四面残存造像龛，为一佛二菩萨及“二佛并坐”穹窿顶题材，窟内壁画造像风化不存。另一窟平面长方形，造像风化残毁不存（图一五）。根据形制、题材及样式初步判断，申家山石窟、薛李石窟也为北魏时期的佛教遗存，柳州城石窟现存遗迹也有北魏早期的特点。新发现的这三处北魏时期小型石窟，为进一步探究蒲河流域石窟分布及佛教艺术传播提供了最新资料。

　　

　　

　　田园子石窟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石窟寺及早已淹没于巴家咀水库的万佛洞石窟，还有本次调查新发现的柳州城石窟、申家山石窟及薛李石窟均分布于蒲河流域，还有在北石窟寺以下蒲河北岸的小河湾石窟、曹家川石窟等，蒲河支流大黑河流域的万山寺石窟等的存在，都反映出蒲河流域是古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历史上北魏以来到隋唐、宋元以来佛教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非常兴盛。此外，在与蒲河交汇于北石窟寺门前的茹河流域，以往调查已发现有大量北魏至唐、宋金时期的小石窟，也反映了丝绸之路东段关陇北道、作为支线的“茹河古道”上佛教文化的繁荣。

　　

　　

　　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绿洲干道东段的关陇道，起始于长安，经咸阳、礼泉、乾县，到彬县、长武至泾川县西北行，经平凉西入弹筝峡，经瓦亭关、萧关，北至固原，沿清水河北经石门关（须弥山石窟所在）、干盐池至靖远渡黄河至武威的“关陇中道”，或从彬县北渡泾水，经宁县政平（唐定平县）北行宁县，经庆城西北行，经环县到灵武渡黄河西行到武威的“关陇北道”。在这条丝路古道上，宁县、泾川县分别是关陇北道、关陇中道的重要途经地域，镇原县就处在宁县、泾川县之间，其境内蒲河、茹河流域的古道作为丝路东段关陇北道的支线，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便捷通道。唐代安史之乱后，丝路东段干道逐渐北移，灵州成为交通要冲，也是西北民族地区茶马互市中心之一。之后到北宋时期，沿袭唐末五代的关陇北道，即灵州道，成为与西域交往的主要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从关中出发到北石窟寺，溯茹河、蒲河而上均可到固原、出萧关，是丝绸之路关陇北道的两个主要支线，可称之为“茹河道”和“蒲河道”。茹河道和蒲河道作为支线古道，主要在镇原境内遗留下诸多历史文化遗存。所以，位于蒲河上游的田园子石窟及上、下游几处佛教石窟寺的最新发现，对研究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东段的关陇北道佛教文化传播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均有重要意义。

　　

　　这次发掘的田园子石窟及调查的几处石窟遗存均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未公布的新发现，对于佛教石窟考古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不仅仅是增加了佛教石窟考古研究的新篇章，而且也填补了北石窟寺所在的蒲河流域佛教石窟艺术的空白。

　　

 

 

　　来源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郑国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