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

　　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

　　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黄绢信”是真是假，布莱克尼的逻辑也无法成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其着作《东京审判》一书中，对于被告律师的辩护手段颇不以为然，他写道：“至于说溥仪成了投敌分子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这个情况只有在决定他个人命运的那一天，即当他作为被告人而不是证人应对中国法庭回答时才有意义。”

　　溥仪是不是有复辟的想法，丝毫影响不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

　　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

　　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回到苏联的收容所后，身边人发现，原本写得一手乾隆御笔字的溥仪，笔下的字变得歪歪扭扭。心有余悸的溥仪，用作伪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对“黄绢信”可能的质疑。

　　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