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整套书80卷、5万页、一千万字，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

　　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关键证人

　　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

　　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着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

　　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

　　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满满当当。

　　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惊弓之鸟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忽然出现，溥仪被俘。

　　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

　　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亲”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是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

　　见苏联人似乎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居留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