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出现。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小孩是姐姐、两个妹妹和我。祖母在二姑家，父亲出海捕鱼，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她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达四十余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一九八八年返乡探亲，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已成为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猎物之一，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我母亲。不只打一次，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只要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母亲的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母亲为我打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弄好了，又翻开检查，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银元叠成一摞，碰撞时叮叮响。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再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她一面做一面哭，先哭得很小声，泣泣泣泣，渐渐声音大了，呜呜呜呜……

在哭的间隙里，她说：“戏文里唱的‘男儿志气在四方’。你出去以后，要有志气。”

一切就绪了，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下颚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摸搡。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眼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我要去台湾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香蕉我吃过一次，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两根手指那么长粗，甜里带酸。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萧连长没有来，他派一个兵来，我认识的。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四处张望，轻轻说：“萧连长呢？”说的是舟山话，那个兵听不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拉着我，走向文公庙。

文公庙里灯影摇曳，人影杂沓，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现在集中了，走来走去，显得十分拥挤。

大家都认识，所以没人拦阻我们，却也不理我们。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有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他说：“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走向那位排长。

母亲没哭，缓缓转身离去。但出庙门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我跟着队伍沿着海边前进，头睡着了，脚还是在走

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已是午夜。热了一整天，天气渐渐凉爽。我早就困了，靠着墙角，抱着布包睡去。

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后面半步，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

张坤和我是同学，长我一岁，文公庙里读私塾，有他就有我；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

他像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不多话，总觉他有什么病似的，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踢毽子、山上抓蛇、河里捉泥鳅、海滩挖蟹洞，他向来不参加。

张老师四十来岁，教私塾、教国语，都是用唱的。唱时摇头摆身，头摇成圆圈，肩则左右摆动。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

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和张老师走在一起，别走丢了。东西要看好。”

队伍在哨音中出发。萧连长和几位做官的骑马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老百姓和伙夫走在最后面。伙夫也是三个人，有的挑担，有的扛米，还有个人把一个大铁锅放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架上，推着走。

沿着海边前进，浪好像也困了，没精神地拍着沙滩。月亮很亮，很圆，月光映在水里，看得很清楚。星星不多，在天空眨眼睛。

出庙门时我还很有精神，走没多久，瞌睡虫就找上我，头昏了，眼睛闭上了，不过脚还是在走。

这么硬撑着不知多久，终于挺不住，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倒了。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那个推铁锅的伙夫，我看到张坤坐在那个大铁锅里，怀里也抱着个布包，正好睡。

我觉得不平，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知道，有此优遇，张老师是花了钱的。

我一路走，一路跌倒爬起不知多少回。渐渐好像习惯了，头睡着了，脚还可以走路。

“妈的，敢跑！”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

 

队伍忽然停了下来，脚一停，我就醒了。以为到了上船的地方，却又不像，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子我来过很多次，夹在两座山之间，并没有码头。

我走出一身汗，身体痒痒的，好难受。正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忽见山岰出现几支火把，火把照出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了，见到有十几个军人用枪押着比他们人数略多的老百姓，都是男子，被绑着双手，这大概就是被抓到的壮丁了。

为首的和萧连长说话，我尖起耳朵听，听出个大概──果然是捉了一群壮丁，上头命令他们和萧连长这个连会合，一起去码头。

我听到押壮丁的一个兵说：“他妈的，有个家伙弄不清这是什么辰光，还在今天结婚哩。花轿倒讲究，四人抬的，新郎在前面一个亭子里等接轿，刚好被我们碰着了，男的全抓，新郎倌、轿夫没一个跑掉。”

“那新娘呢？轿子里总有新娘吧？”

“有啊，戴着红盖巾，穿着大红袍。男人抓走了，轿子被踹倒了，她哭得可凶呢！谁理她！”

我悄悄向前面走了几步，是想听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忽然，有两个壮丁向右方拔脚狂奔，那里是麦田，这季节麦子还没我人高，青色的，田边种了大白菜，黑黝黝的，看不清大小。

“开枪！妈的，敢跑！”

就有押壮丁的几个兵一面追，一面开枪。砰砰砰，那两人手还绑着呢，硬不回头，听到“啊”的一声叫，有一个倒下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为首的双手挥舞，他自己却没去追人。

其余的壮丁，吓成一团，再没人敢动。

“算了吧，”萧连长说：“算了吧！”

“丢人！真他妈的丢人！”为首的狠狠吐口口水，这就算了。

我有点小小不明白──萧连长的这个连，怎么没抓壮丁呢？也不去追那个逃跑的壮丁呢？

目的地终于到了，天也快亮了。

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杀马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个港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小山，码头是用石板铺的，两座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把码头抱在怀里。

有些部队比我们先到，在码头四周找地方坐下，后来的，前面没地方坐了，就挨着向后坐。我们运气不错，一个蛮大的斜坡连着沙滩还空着，萧连长骑着他的棕色马，绕着他的连打招呼，叫大家坐下。

我和张老师、张坤还是在部队后面，我挨着张坤坐。天已全亮，倒不困了，可是肚子饿了。

海上停了很多艘军舰，屁股吐着泡。甲板上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走动，我知道，那是海军。常有军舰在我家门外的海上驶过，会发出呜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