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 作者：陈大斌 原题为《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当形势稍有好转，中央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责任田”的资本主义做法，但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全省各级干部中也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搞调查、写文章，呼吁延缓“改正”，继续实行；还有一些干部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写的。为了这封“保荐书”，他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始终无悔，坚持认为自己的“保荐”是正确的。这份《保荐书》已被收录在多种农村改革的论文集或资料汇编。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钱让能“上书”的艰难过程吧。

2002年春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来到安庆拜访已经退休的钱让能，屡经磨难而今年逾古稀的钱老，身体尚健，精神矍铄。相对而坐，面前清茶一杯，我们谈起了40年前的往事。

我之所以决心“上书”，因为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是为万千农民请命

钱让能是一位有着良好文化、理论修养，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原在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钱老说，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去尝试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有的社员偷偷对我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