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的河西古道，一辆大轱辘牛车在旷野中蠕动前行，牛车的主人就是当时已享誉国内外的大画家张大千，他从四川出发西行前往敦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敦煌的张大干，感到非常震惊，敦煌莫高窟壁画水平之高，数量之大让人叹为观止，然而，罕见的艺术宝库，长期以来无人保护，备受破坏，令他痛心不已。艺术家的良知，促使张大千改变了短期停留，只是观赏和临摹壁画的目的，决心对数百个洞窟进行编号、登记、清理。艰难的工作历时了夏、秋、冬三季，张大千先用铅笔画出石窟分布草图，为石窟临时编号，然后和14岁的儿子心智提着马灯对数百个洞窟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400个洞窟登记完毕，进行正式编号时已是严酷的冬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莫高窟有了从南到北、由底层而上层的科学、系统的“张氏编号”.目前，公认的莫高窟编号共有6种，它们是伯希和编号、敦煌县官厅编号、高良佐编号、张大干编号、史岩编号、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其中以P为标志的伯希和编号，以c为标志的张大干编号，以A为标志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影响最大。张大千编号呈“之”字形，共309号，比以前各家编号更为规范、全面，并有初步的断代分期。
1941年底，张大干从青海请来5位藏族喇嘛，与同期到达敦煌的谢稚柳、刘力上、尚建初等人，一起开始了一场历时两年、耗费数万银元的临摹敦煌壁画工程。面对辉煌无比的不世丹青，张大干、谢稚柳等激动万分，灵魂颤动。逾两年，张大干终于破壁，结束了历时近三年的敦煌之旅。他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轰动了全国。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连续展出时，徐悲鸿、黄君壁、柳亚子、叶圣陶、沈尹默、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向达等文学艺术界名流和于右任、陈诚、孙科等政界要人纷纷观展，一时人潮涌动。沈尹默赠诗大干：“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髯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陈寅恪赞道： “大干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往研究的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着名历史学家的数语之评价将张大千敦煌面壁的价值揭示了出来，张大干此行使国人从此认识了敦煌艺术，也使自己的艺术创作发生了突变和提升，敦煌艺术使他的作品不仅征服了国人，而且风靡欧美大陆，他本人也被国际学术机构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从而成为与毕加索齐名的世界级大师。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敦煌文物的大规模保护也有张大干的建议之功。张大干临摹敦煌壁画期间，恰逢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着名书法家于右任来敦煌视察。张大干向于右任建议，“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兼保护、维修和研究功能，从根本上把莫高窟管理起来。否则我张大干一走，牧羊人又会把羊群赶进洞子里过夜了。”鸣沙山下，两位大胡子终于酝酿出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构想。后经于右任的四处奔走呼号，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由国家正式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历史拉开了帷幕。
人物小传
张大千（ 1899-1983 ），原名张正权，又名张缓、张爰、 张秀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省内江市人。9岁时，他开始随母、 姊、兄等学习绘画，有神童“之称。1917年，他随兄张善子东渡日本，学染织技术之余仍自习绘画。两年后定居上海。他先后师从曾熙、李瑞清”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二十年代中，他的诗、书、画崭露头角，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
1929年，张大千被推选为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干事会员。后又被推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国际画展。1936年，张大千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艺术系教授。抗战开始后，他辗转逃出北平回川作画。1941年，他为了寻求中国绘画的发展源流，奔赴敦煌临摹壁画，为敦煌艺术发掘、传播、保护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此后，他的绘画，犹如喷泉突涌。1948年，他赴香港举办画展。1950年，他应印度邀请，赴新德里举办画展，从此离开了大陆。在印度侨居期间，他遍访佛教胜地和石窟，认为”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 ”敦煌壁画显示的人物、风格与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1952年，张大千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巴西。1956年， 张大千在法国举办画展，与西画大师毕加索举行了”历史性会面“,这就是”东张西毕“美谈的由来。两年后，他的《秋海棠》在世界现代美术博览会上获金牌奖，他本人被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七十年代中，张大千率家回台湾定居，从此结束了海外游子生涯。 自五十年代起，张大千的作品不断在亚洲、欧洲、美洲展出，被誉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之中国画大师“.1968年，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6年后，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授予他荣誉人文博士学位。张大千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宣扬作出毕生贡献，以自己的艺术成就赢得了艺术界、学术界的普遍尊重和好评。1983年初，张大千完成了他的最后巨作《庐山图》之后，于4月2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