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的传奇，是千佛洞重现的契机，也是千佛洞（藏佛洞）新一轮劫难的起点。然而千佛洞的毁与建，都只是针对寺院。从没有人追问过：那洞穴与其中秘藏七八个世纪之久的精美佛像何在？如果追问，现成的答案则是：已经毁于战乱重临。可实际上，同治年间的暴乱者、马仲英的骑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谁也未曾见过藏佛洞。他们倾泻情绪的对象，都是这个乾隆三十六年建在山顶上的寺院。
北庭，佛教传播的北极
敦煌藏经洞与吉木萨尔千佛洞（藏佛洞），是中华文明史发现宝藏的两大奇迹。
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动机，是谜中之谜。据现有资料我曾推测，敦煌藏经洞，原本是名刹三界寺的图书档案馆。而三界寺则是西域古国于阗的“驻河西办事处”,进出中原的中转站、起止点。11世纪，于阗国面临亡国厄运，三界寺的僧俗关闭了寺院，秘藏了文献经典，回国勤王。一去无归，秘藏成为无主存款，价值与年俱增，却无人领取。吉木萨尔千佛洞密封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时过若干世纪才意外启封，因为真正的藏宝者将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实际上，这种封藏，是佛教文明对付劫难临头的标准程序。“灭法”的隐忧，是佛教与生俱来的噩梦。“劫”,是佛教文明灭绝无传的经典表述。干宝《搜神记》曾记述：为练习水战，汉武帝在长安挖掘昆明池，竟然在地下很深处挖出了人类的遗存--灰烬。汉武帝问无所不知的东方朔，在如此深的地下怎么会出现黑灰。东方朔解答不了。他建议去请教西域人。汉明帝时，西域僧人解释了灰烬的来历：那是上一梯次文明遗留的余迹。这便是典故“劫灰”的出处。历劫重生，佛法仍然延续，是佛教对自己的定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车迟国、祭赛国、灭法国等关目，都因此演化而成。
佛教经过西域的绿洲城邦传入中原。传入中原之前，西域是佛教文明的集散地。由于文献无征，目前还说不清吉木萨尔千佛洞始建于何时。但是无疑，千佛洞是西域北庭佛教教区的组成部分。
位于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是西域的行政中心与北大门。较早对北庭佛教做出正面描述的，有《悟空入竺记》。悟空，原名车奉朝。唐玄宗天宝十载（751），随使团出使罽宾（克什米尔），因病滞留犍陀罗国，病愈，在当地出家。贞元三年（787），赉经回国，三年后才回到长安。途中，悟空留住北庭近一年，在北庭龙兴寺，与当地释子组成班子，翻译经书。要离开北庭返回长安时，为怕出现闪失，他将历时三十多年精心搜集的梵文佛经原本全部留在了龙兴寺。两个世纪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臣王延德出访北庭。关于北庭最详尽的记载就出自此行的记录《西州使程记》（又名《王延德使高昌记》）。《西州使程记》不但写到北庭的地理、人文与物产、民俗，还专门提到北庭古刹、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的应运大宁寺。从高昌的交河城前往北庭，王延德一行翻越了雪山（东天山）分水岭，抵达北庭的前一天，正在北庭避暑的高昌国王在高台寺专门为使团举行了接风宴会，使团就住宿高台寺。上述记载是中国正史关于“活的”北庭的最后一笔。贴近北纬四十四度的北庭，不但是西域北方门户，高台寺、应运大宁寺、龙兴寺（西寺），共同构成了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北的传教中心。佛教萌生在炎热的印度半岛，向北传播成了生死命脉。但是，佛教从没有真正迈过北纬四十四度，这种阻滞，一定程度上促使佛教通过敦煌折向东，走向大海。北庭可以视作佛教传播的“北极”.《西州使程记》写到的高台寺，距北庭有不足一天行程，屹立在北庭西南的丘陵顶端。那无疑就是吉木萨尔千佛洞。种种迹象表明，高台寺（千佛洞）是北庭教区的主寺，是佛教传播的北极的极点。
这，便是我们几十年来从文献与实地考察两方面探索高台寺千佛洞隐显之谜的原因。
毁灭的只是后建的庙宇
探索高台寺千佛洞之谜，必须回到起点，从乾隆三十五年患青光眼的菜农重见天日、千佛洞宝藏复显人间开始。
秘藏有一洞精美佛像的千佛洞，就是文献记载的高台寺，这没有争议。但由一个靠拾柴为生的人启动藏佛洞发现，则不无蹊跷。
《三州辑略》卷一“山川门”这样描写千佛洞地形：“入山约行数里，重岩迭嶂，高下不等，树木丛茂。”而且，菜农是为捡拾干柴而来，又曾在山顶大树之下“解带欲缢”.但是，到过千佛洞的人都看得见，这一带就没有原生林地，也没有森林的遗迹。
实际上，乾隆三十五年还有另一个在北庭发现古代佛教遗址的人，那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戏说归戏说，纪昀（纪晓岚）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怎样评价也不过分。乾隆三十三年，因为“漏言”（泄露机密）纪昀被流放到乌鲁木齐，在塞外新垦地，度过了两年终身难忘的日子。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在新疆他最后一次出公差，前往吉木萨尔为即将调入新疆的部队勘察新的营地。选择营址期间，他巡视过吉木萨尔“山中千蹊万径”.使他最有成就感的，是北庭古城的发现。他说：早已毁作农田的古城有一处“极雄阔”的佛寺，“石佛半没土中，尚高数尺”,当地人居然在遗址捡拾了佛门重宝--金瓶舍利。纪昀回到乌鲁木齐，获悉被乾隆破例“恩命赐环”.他顾不上将吉木萨尔的发现整理成文上报，就踏上东归之路。纪昀把这件事作为对新疆的最后回顾，分别写进《乌鲁木齐杂诗》与《阅微草堂笔记》。引动他关注的，其实是对一种信仰在一个区域内灭绝的震惊与反省。
同一年、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同一时期的佛教文明遗迹。这两件事显然有某种联系。可互为旁证。30年前最初读到《三州辑略》的记载时，我将它与《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做过比较，并产生了“到实地看看”的念头。然而第一次见到高台寺，竟萌发了不能释怀的疑问。
那是1977年深秋。“文革”成为历史，山头仍然遍布残砖断瓦。前人提到过的那两个竖立在山顶的乾隆年间的古碑，早已粉身碎骨。高台寺遗址除了我，还有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憔悴的老人。我很快发现他不是游客，他注意的并非寺院，而是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起夏天回北京探家时，曾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工作人员询问，展品中是不是有索诺木策零进贡的铜佛。说到这儿，他马上转化了立场，将我当成知己。他说，“文革”前，他是庙里的道士，“文革”时还了俗，但仍然牵挂寺院。他讲了许多高台寺的掌故。他说，整个寺院，只有石雕卧佛（无量寿佛）是原来就有的，“破四旧”被红卫兵用榔头砸了，但当天晚上，他们就作了修补。我们走到庙宇残址的方砖上，他站在转折处说，从师祖开始，就相传这里的地下有东西。他跺跺脚。“你听！”他轻声说，“是空的。”他还说，为了这个秘密，他才不分寒暑每天来巡视。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