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大营救，是红西路军失败后河西各族人民进行救助的一个常态。今天，我们虽只截取了其中一个片断，即一个宗教界人士营救西路军的事迹。但相信，透过这个尘封的故事，不难想见河西人民对中国革命曾做出的贡献，以及人民乃胜利之本的真正含义。

　　1937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800多人终于走出了祁连山腹地，向着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前进准备在陈云等同志的接应下转赴新疆。这是西渡黄河的2.18万名将士中仅余的一支成建制部队，并且是在经历了一条山激战、永昌苦战、高台血战、倪家营子鏖战、三道柳沟突围、梨园口阻击等连连战事后，又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穿行了40多天的一支红军队伍。

　　这支饱尝人间苦难并不断经受生存极限考验的队伍，在安西得到了榆林窟道长郭元亨的全力相助。日后，周纯麟将军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们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多次绝处逢生，没有饿死，与像郭元亨道长这样的宗教人士、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的尽力支持和帮助是紧紧分不开的。”

　　
　　安西榆林窟是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开创于隋以前，是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地处河谷，两边悬崖陡壁，榆树丛生，西距敦煌县城140公里，北距安西县城70余公里。

　　1937年4月22日，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蘑菇台。这里毗邻榆林窟，建有一座不大的道观，观内住着郭元亨道长和两位徒弟。由于人烟稀少，这里平日偶有过往商旅和香客。郭元亨道长是土生土长的高台人，为躲避抓兵，1927年31岁时逃到安西县一带靠打短工谋生，后出家为道。

　　据周纯麟将军回忆，到了庙前，战士们就地休息，一位连长带着两位战士上前敲门。他们叫了数声，却无人应答，只得原路返回，这时恰遇在树后忐忑不安、来回踱步的郭元亨道长。见状，几位战士赶紧上前扶着郭道长，随后又向他介绍红军，介绍共产党，宣传红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宗旨。尤其让郭元亨道长感动的是，这天晚上，红军指战员不进道观、不惊神像，800多人分成三处露宿在蘑菇台环形山中。虽然人困马乏、破衣烂衫，却仍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当得知这支队伍已转战祁连山中40多天，面临着没有盐和粮食的严重困境时，郭元亨道长暗自下了决心要帮助红军。不多久，他就和徒弟送来面粉100多公斤，小麦2石4斗(约折合2000公斤)，黄米6斗(约折合200公斤)，胡麻油15公斤。随后又赶来两头黄牛、20只羊、1匹马，以及用马驮来的4口袋硝盐这些物品是道观多年的积蓄。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让身边的参谋将粮油等物品列成清单，署名后交给郭元亨道长。他对郭道长表示感谢，并请他妥为保存这张收条，承诺所送粮食、牲畜，革命胜利后一定如数归还。

　　
　　告别郭元亨道长，获得补给的西路军左支队又历经安西、白墩子、红柳园战斗，最终于1937年5月1日抵达星星峡。

　　就在此时，驻守安西的马家军开始搜捕掉队流落的红军战士并迫害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他们风闻郭元亨道长救助过红军，便到蘑菇台抓捕，还从他身上搜出了红军留下的那张收条。郭元亨道长被捆绑起来，遭到马鞭抽打、油火炙烤，每次昏过去又被凉水浇醒。最后，在被逼拿出多年积蓄的三两黄金和一百块银元后，那张纸条被当面撕得粉碎。此后，郭元亨道长大病一场，在徒弟的悉心照料下，数月后才逐渐康复。

　　

　　解放后，省政府决定对郭元亨道长按月发给工资和口粮，敦煌文物研究所聘请他为榆林窟文物管理负责人。在此前后，他还分别当选为安西县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尤其令他激动的是，通过联系，1961年12月，时任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致信于他，信中说：“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关于您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了安西县，特告。”

　　同时，装甲兵政治部还致函安西县政府为郭元亨道长出具了证明。

　　今日蘑菇台上，当年的道观旁边，建有一座西路军纪念馆，里面陈列着郭元亨道长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以及程世才将军和装甲兵政治部1961年的两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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