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４月，马骋在银川赏石旅游节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天一下子黑了，自己仿佛掉进深夜的茫茫大海中。托起他的，是一只叫“勇敢”的小船
    一支神秘的马队从北京来到宁夏，一个叫马骋的记者跟踪而去：“看见一支马队了吗？往哪边走了”

    五月的鲜花开遍凤城。在２００７年的报社全员竞骋中马骋胜出，走上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岗位，时年２７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回族中层干部。

    他在兴奋中忙乎了不到一个月，突然感觉左眼视力极度疲劳，视物模糊，心里不由得有些害怕：“总不会是十二年前的经历再现吧！”

    他忐忑地到医院做眼底检查，当时视力还有０．８，但诊断结果又一次把他重重地抛进了万丈深渊，耳畔只听到一丝孱弱的气息。

    ６月１日，父亲急匆匆赴银川接马骋回兰州就医。上车前父子俩在餐馆吃饭。两碗野生蘑菇面上桌，父亲对儿子说“吃吧！儿子，没关系，有爸妈呢。天涯海角，爸妈陪你走！”马骋不敢抬头，眼泪只往碗里掉。勉强吃了几口泪拌面便放下了筷子。

    父子俩泪眼对着泪眼，泪水承载的往事历历在目。

    马骋刚上高一那年，右眼突发眼疾，短短几天内视力由１．５骤降至０．０３。先后在兰州、北京诊治，盼来的只是著名教授的遗憾：“已失去手术价值”。懂事的孩子在下榻的客房中像冰雕一样沉默了整整一天。感觉胸口伸出一块巨大的隐痛，只是吐不出来，心想：“这一天将成为我人生的一个纪念日，从此看世界的窗户一半窗扇永久地关闭了。”

    当时右眼眼底血管形成的小动脉瘤就像串珠一样，治疗时密密麻麻的激光靶点打完后，整个人几乎崩溃了。面对这样的结果，父母的心只有折磨是真实的，藏起心疼的眼泪带孩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如今马骋幻想着兰州的治疗能拯救他的左眼，谁知在对症治疗中视力急转直下，黄斑及视乳头下方大量出血，眼睛的视线由起初的一片白茫茫变成灰色，又变成鲜红色，暗红色，亮光一点一点地被淹没在黑暗中。

    马骋心想：“为了重见光明，我要忍受一切！”输液引起腰背剧痛，他没有说出一个“痛”字。可就在此刻他却浑然不知生命危险正在悄悄逼近，一个日夜坚守的信念，终究没能拒绝不幸的邀请。

    ６月１４日凌晨两点，马骋出现意识恍惚，眼前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小时候的生活图景不断闪现。闭上眼睛再睁开，还是过电影，孩提时的图像如同停在旧营盘上的驹儿，不走了！就在他对父亲和护士描述眼前的幻觉之际，突然意识消失、呼吸、心跳完全停止。

    监护仪上的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能感觉出儿子极力地用劲在往这边挣扎，还是过去了，一点气息都没有。父亲赶紧掐人中、喊人。抢救开始了，胸前按压时只见医生双手如同压在一个皮腔上，病床一上一下地跳动，胸肋仿佛要压断了，只听到气息声从鼻腔中刺出来，马骋的脸没有了血色，看不出痛苦，也没有了表情，父亲觉得一下子被悬在空落落的夜空中，漆黑一片，没了抓手。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慢行，“莫非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就像心被捏在了手心里，攥出了两手冷汗。实在是太残酷了！不忍再看。眼前的一切，仿佛狠狠地刺到了内心最软的地方，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心疼在身体中颤抖着，房间变得阴冷起来。听到大夫轻声讲：“过来了。”刹那间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但又慢慢地仰起头，泪水一口一口地被咽了回去。

    整整三分钟的紧急抢救，总算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马骋苏醒过来后，烦躁不安，意识模糊地从床上蹦起，跳到地上，嘴里不住地说着什么，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好不容易按倒在床上，监护仪上的血压和脉搏忽而二十、三十，忽而一百多两百多，“阿昔洛韦药物过敏的几率极小，偏偏叫他遇上了，太吓人了。”在场的两位进修医生直摇头。母亲闻讯赶到病房时，脸色苍白，腿软得站立不住。眼泪无声地连成了线。老两口的手紧紧地捏在了一起。阴霾与坚强在两人的心中转换着，你一言我一语在孩子的耳旁注入着爱的悄悄话。马骋逐渐平静下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幸亏一切都那么及时，爸爸给了我二次生命”。抢救后的第二天，父母小心地抚摸着儿子胸部问痛不痛？马骋竟说，没感觉。

    马骋与死神擦肩而过，总算万幸，这也归功于他从小喜爱体育锻炼，学武术、打乒乓球，小小年纪想当“飞人”，自己弄个歪歪扭扭的破沙袋绑在腿上练长跑，中学时代迷上了踢足球，眼下就靠身体素质扛着。面对心脏、大脑缺氧，急性肾功能衰竭等创伤性损害，之后的一个多月，眼睛的治疗被迫让位于生命体征的康复之中，一切都以医嘱严格执行，即便是睡觉的姿势，二十四小时出入量的记录，体温测试都一丝不苟。在深夜，无论马骋什么时候睁开眼睛，父亲都在注视着他，哪怕是轻微的一点动静，都要看看孩子哪里不舒服。

    这一个月在全家人生活的天平上，对马骋身体康复的担心是他们的全部。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马骋和父母慕名找到中国治疗葡萄膜炎第一人杨培增教授求医。

    “你孩子的病错过了最佳时机。尽力吧！”在广州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经过仔细诊断，杨教授说，如果发病１０天之内就医，视力有望保住０．８，现在只能尽最大努力阻止复发，能保持现有的一点光感就不错了。”杨教授的话让全家人欲哭无泪。

    刚从生命大拯救中走出来的马骋，没有了感觉，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在他的眼睛背后呆过的人，是不会体会到他的感受，正所谓：“这真正的苦就是连苦都不知道是什么”。

    之后杨培增教授调往重庆工作，马骋的就医之路从华南又转到西南，每隔４５天就诊一次。漫漫的路，暗暗的天，日子就像复印了一样，每天踏着时钟的声波按时服药治疗，激素吃成了象背、满月脸，环孢素使全身的汗毛疯长，中药味从毛孔中透出，自己闻到后胃里都酸水汪汪的。有位好心的眼科老教授关切地告诉马骋的父母：“这病肯定无法挽回了，好好地安慰孩子，给他读读经典，从心静做起会对病情有好处的。”听到父母抚慰的话语，马骋能感觉到父母沉重的心。

    这段时光简直成了三蒸九烤的炼狱，一向坚强的父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清晨，马骋跟母亲外出散步，眼前的景物模模糊糊，看妈妈的脸就像是毛玻璃里的一个轮廓。挽着妈妈的胳膊，蹒跚学步，像回到了孩提时代：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牵着妈妈的手走在巷道里，一对明亮的眼睛好奇地左顾右盼，笑声咯咯似铃铛。如今２０多岁的男子汉，又这么走着，命运安排的成长画卷令人寒心。回到家里，一杯牛奶静静地候在桌子上升腾着热气，马骋的两只眼睛呆呆地陷在大镜子里一动不动。家还是这个家，亲情依然，却怎么也驱不散一室凄凉。

    编者按：

    马骋生在兰州，长在兰州，大学毕业后曾在兰州晚报实习，现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新消息报》。在中国庞大的新闻记者队伍中，马骋只是普通一员，但是，他的特别记者生涯给人们带来了特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