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起，在故宫博物院推出“赵孟頫特展”（9月6日）之后仅仅10天后，又将单独再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青绿山水史和风格技法”课题的提出
记得多年前早在中国美院讨论研究生博士生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水平的会议上，点名要我谈谈书法研究生和博士生如何进行教学改革。我曾经说，具体而言，书画不同系统不同内容，自然各有所指。但我以为谈书必谈画，比如我们现在关于硕士生博士生《招生简章》中，“研究方向”这一栏，都是“书法篆刻的理论与实践”、“山水画的继承与创新”之类十分空泛笼统的提法。这样的标签，几乎没有针对性，当然也没有包含研究生教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更准确地说，它只是一个分类，是一个范围界定而构不成一个研究课题。凡成课题，都必有排他性、有针对面。这些是构成“研究方向”的必需条件。人人得而用之的上述“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空洞浮泛，构不成一个特定的“方向”.全校十个博导用同一个标题内容，未必十个博士生都做同一个方向研究？那每个人研究个性与特殊点又何在？而且一个大学只有一个如此笼统的方向，错是不错，可归之为“正确的废话”,毋乃太贫乏单调乎？
同事们问曰，那依你之见当如何设立方向？我说大致应该具备学术研究展开的可拓展性。我举的例子，即是如“宋代青绿山水画史和风格技法展开”,还有“元代墨花墨禽技法不取写意现象研究”“清末金石画派源流”等的题目。必须要有特指性。前述含糊，是指大致的研究领域、范围类型；后指精确，是构成学术课题的具体研究方向。而当时拟提的“青绿山水史和风格技法”,第一个对象，就是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水墨居上”中的重彩特例
“青绿山水史”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一个先期的设定或曰针对性：中国古代山水画史，在上古到中古时代，是以线条、水墨、构形的立场出发和贯穿的。早期堪称独立的山水画如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也是施彩，但在从唐代大小李将军即李思训、李昭道开始，青绿山水有过短暂的兴盛；其后名义上的王维水墨画派、直到五代董源巨然荆浩开始，基本都是重水墨构形，少施或不施粉黛。至于宋初范宽、李成、郭熙、燕文贵以下，更是皆以水墨为之，而自成山水画之主流。其间的对比是：从两汉到三国魏晋，各种壁画人物画皆取浓重色彩。展子虔《游春图》也属重彩。而据记载，张噪、王洽以降则取水墨。此一绘画史初期，显然是重彩画优于水墨画。至唐代，人物画如阎立本、张萱、周昉、韩干等等也皆取重彩。而山水画以其初兴，尚未独立成体，取水墨形态自然也难成格局，从人物画重彩出发的绘画观仍然笼罩遍至。但从宋初开始，水墨山水画开始登上主舞台。如果前述范宽以下皆重水墨，到了米芾米友仁的“米点山水”,更是坚决维护山水画多取水墨不施朱紫的历史样式，纯靠墨笔胜。元代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大家，更是把这种“水墨居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元以降直到清末，水墨画还是最主流的中国山水画审美取向中的唯一：区别只是北宋早期山水画有水墨而未必“写意”,到米芾和黄公望之后则是水墨而纯出“写意”,在山水画技法上更趋于书法化而已。
以这样的背景再看王希孟《千里江山水》式的重彩山水画，便会发现它是古怪的一个另类和特例。为什么范宽郭熙李成们的水墨山水画作为风靡天下的时尚，却丝毫没有干扰18岁少年王希孟专心画他的青绿朱黄的重彩？而水墨山水竖轴巨幅大幛，到了王希孟笔下，成了狭长的长卷横式舒展。把两宋的山水画单独提取出来看，王希孟是一个双重或多重孤独的存在。过于年少、重彩、超长手卷（1188厘米），是其中最明显的、无可重复的特征。
风流天子与天才少年
18岁的天才少年为何有此盖世杰作又如此另类和特立独行？首先是在于他有着一段受过专门训练的重要经历。北宋后期，风流天子宋徽宗虽沉湎艺事误国失政，但他创办“画学”与设立宣和画院，大批培养年轻的“画学生”.还有各种巧妙的绘画创作考试和分析讲授，王希孟即是在这个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千里江山图》所画诸相，没有经过严格培训和高手点拨，一个18岁少年绝无如此能耐和见识。画中所呈现出的林舍集市、潜鱼飞禽、流溪挂泉、舟楫桥梁、水磨长堤、楼台殿阁、层峦叠嶂、万顷浩波；捕鱼、行旅、呼渡、游览；处处可以看出少年王希孟在进入宣和画院后受到宋徽宗这位天子的亲自点拨的痕迹。宋徽宗的培养画家，是有许多考试项目的。比如画“深山藏古寺”,如何表现“藏”的意境？又比如画“踏花归去马蹄香”,“香”在何处？北宋宣和画院这些传于后世的逸事佳话，体现出的是一种高端专业的妙思千里的精神。王希孟在“画学”作为学生，想必肯定体会到这类的艺文风雅。在卷后徽宗朝宰相蔡京有跋，亲笔记录了这一段姻缘：
“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月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18岁在画学，后在禁中，多以画献皇帝；又蒙徽宗点拨，授以法，画成此《千里江山图》呈上。宋徽宗龙心大悦，以此卷赐宰相蔡京。蔡京如获至宝，作跋。这是一个基本情况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画家与画作的来龙去脉。又查这卷画在清代有载，乾隆时《石渠宝笈·初编》收录，堪称自古名画。
为民请命的天才之殇
蔡京的跋并没有言及少年天才王希孟的终局，据说他20岁即早夭。但为什么去世？病死？累死？均无记载。但有一则八卦记录，估计是后世好事者改编而或，可供一粲：
“徽宗政和三年，呈《千里江山图》，上大悦。此时年仅十八。后恶时风，多谏言，无果。奋而成画，曰《千里饿殍图》。上怒，遂赐死。时下谕赐死王希孟，希孟恳求见《千里江山图》，上允。当夜，不见所踪，上甚惊疑之……”（托名《北宋名画臻录》）
如此一来，少年王希孟除了是丹青高手天才神童之外，又成了关心民瘼的正义之士，他的死因既非病累，而是忤圣意被赐死。北宋有郑侠绘《流民图》揭时弊于王安石新政，王希孟若有《千里饿殍图》记录宣和世间民不聊生之象，其郑侠第二乎？
谈到青绿山水画史，如前所述，在宋代及整个山水画史，水墨是主流大道，青绿本是凤毛麟角，在元代也是从者极少，倒是到了明代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尤其是仇英仇十洲，传世名作渐多，堪称此中高手。但此时绘画的总体发展仍然是越来越水墨主导甚至再从水墨勾勒进入水墨“写意”,青绿少见；且像文征明仇英的青绿山水画，也已是中堂大轴居多，而非复王希孟式超长十多米的手卷了。
两千多年的中国画水墨基调，却有这样一件硕果仅存的青绿山水手卷被供奉至今，竟还是一个18岁少年所为，这还不值得专赴北京故宫瞻仰拜观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