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七点，电话突然响起，是微信上联络过的一位朋友：“赵老师，知道云大医院急诊科的电话吗？我家人急病要送医院！”从她急促的话语中，我感到情况紧急。当我查完114告诉她时，她也查到了，但医院已没有床位，只能租一个临时床。我告诉她，我也会立即赶往医院。
只用十分钟，我便赶到医院，找到急诊科的护士和值班的主任医生，简单地告诉他们，过一会120会送来一个危重病人。护士说：“已没有床位，只能租一张床放在走廊上。”医生说：“人送来再说。”
此刻，她又打电话来：“赵老师，你到医院了吗？有床位吗？120救护车已到，我们马上送过来。”我说：“我已到医院，床位和医生已联系好，你们送来就行。”她请我一定在医院急诊科等她们别走。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是省城最好的医院，如果没有床位和医生同意，120救护车不敢送来。
我虽然不曾见过给我打电话的这人，但她如此将生死攸关的大事寄托与我，这种信任和依赖之下，我怎么能先离开医院呢？我站在急诊科大门外，在秋天略带寒意的晚风中，焦急等待着。尽管，我不知病人是谁？送病人的人是谁？依然像等待朋友和家人般的焦急。
一辆救护车迅疾停在急诊科门口，车上下来一个近五十岁、面色苍白、手拿电话边拨打边寻觅的女人。同时，我的电话铃响了：“赵老师，你在哪里？”我就站在她面前，听着她对着电话慌乱地呼叫着。此刻，救护车上的人立即将病人推进急诊科。主任医生果断地说，进抢救室，并问家属什么病？当家属说出“主动脉夹层撕裂”的病情，医生脸上露出了严峻的神色。
在急诊室的灯光下，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紧张得面无表情，拉着我手臂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这不是我父亲，是我姐夫。他今天下午还在与朋友打麻将时，突然就晕倒了。朋友们将他送到旁边的小诊所，小诊所不敢收，叫立即送大医院。先送到昆明铁路医院，铁路医院的医生说，他的病很危险，建议转到云大医院。而且，省里只有这间医院治过这种病。”听完她急促的解释，我才明白这并非是昨天她在微信私聊中所说的，请我帮她父亲找医院和床位之事。
租完床，回到急诊科。抢救依然在紧张进行，120救护车还没有离开。因为，病人没有时间换床，医生正在全力与死神赛跑。她姐夫家的亲属渐渐赶到医院，十几个人站在抢救室门外，一片茫然。她却忙前忙后，交费、拿药、送往抢救室。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租来的床才推进抢救室，将救护车的床换出来，让他们好离开医院。
一切都好似有了一点转机，在场的人都缓了一口气。此刻，满头大汗的主任医生走出抢救室，将她姐姐叫到办公台前，口气凝重地说：“你要做出选择。一，现在不知病人体内是什么情况，我们只能凭经验判断，需要进一步拍片和透视检查，但生命特征不稳定，如果拔掉呼吸管去检查，肯定会出现意外。二，如果不立即检查，暂时不会有意外，但下一步情况依然危险。”
面对如此残酷的选择，谁也难以做出决定。我试探地问医生，你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吗？医生很坚定地说：“不能。你们自己选吧！”她姐姐看着医生，很无助，我和她依然无奈。与其他亲属沟通后，只好做出暂时不做进一步检查、暂时采用保守疗法的决定。她姐姐只好在承诺书上写下了“暂不检查”四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因病人喉咙里有一异物，主任医生请了耳喉鼻科和心脏外科的专家，一起进行了会诊。过了60分钟，主任医生又走出抢救室，对着她姐姐和亲属说：“现在病人呼吸困难，需要切开喉咙插管呼吸。不切可能因呼吸困难，很快会断气。切？还是不切？请家属做出决定！”
又一次的残酷，摆在了我们面前。与其很快断气，还不如选择切开喉咙插管呼吸吧？这次没等签字，医生就返回了抢救室。
又过了20分钟，心脏外科的专家医生走出抢救室，来到亲属面前，语重心长地说：“像他这种病，三个人只有一个存活率，而且突发者更加难说。如果切开喉咙插管呼吸，其他手术也要同时进行，也可能会因为插管手术，会引起肺部感染，依然有生命危险。并且，在未来的十几天病危期，每天的费用需要人民币1万5千元，总共要20万元左右。结果，还不一定能存活。我知道，要这种人财两空的选择，很无情也很残酷，但科学与情感无法做到两全其美。所以，请亲属尽快做出选择，手术做？还是不做？”
听完医生的话，大家都清楚病人已没有多少希望了。我想，医生应该已经知道结果了，只是不能直接对家属说出绝望。
又一次绝望的选择，摆在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面前，20万元人民币和没有生命希望的现实！我这个旁观者的泪水，终于也止不住了。病人的儿子、妻子更是已成泪人，亲属们也渐渐泪流满面。他们只好含泪选择暂不手术，等待病情发展。面对现实，听天由命。只听医生说：“那就看能不能挺过24小时了。”
此刻，已是深夜11点，她叫我先回家，我黯然离开了。深夜12点，收到她发来的短信：“姐夫已走了。”我只回了两个字：“节哀。”但此夜，注定难以入眠。
一个普通生命的逝去，此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