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冬，沈阳档案代表团一行3人踏上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来到了巴黎西郊的美丽小镇布洛涅·比扬古，走进了风格独特的阿尔贝·肯恩博物馆。他们在这里的“地球档案”中穿越时空，沿着一位法国金融家的足迹，来寻找一百年前的彩色沈阳，寻找清末民初沈阳急遽变革中的一个个细节和真实的场景。这位金融家就是阿尔贝·肯恩。
阿尔贝·肯恩其人
1860年3月，阿尔贝·肯恩出生在法国东部与德国毗邻的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犹太家庭。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会战中战败被俘，阿尔萨斯地区也被割让给了德国，年少的肯恩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巴黎。肯恩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这时便种下了和平主义的种子。
1879年，年轻的阿尔贝·肯恩选择了去银行工作。13年后，肯恩成了巴黎古德霍克斯银行的大股东。1898年，肯恩有了自己的银行并成为法国金融界的巨子。
1929年10月，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由美国开始进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阿尔贝·肯恩的财富大幅缩水。1934年，肯恩彻底破产。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的6月14日，德意志帝国的装甲车驶入香榭丽舍大街。一周后，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贡比涅森林那节曾经见证法军一战辉煌的列车上签字投降。阿尔贝·肯恩第三次目睹了自己的祖国惨遭战争的蹂躏。5个月后，1942年11月13日，阿尔贝·肯恩--一位对人类和平的乌托邦社会无限憧憬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在巴黎黯然离世。
在阿尔贝·肯恩的一生中，他的金融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这并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致力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合作与和平共处。肯恩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相互认知是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为此肯恩一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893年，阿尔贝·肯恩在布洛涅·比扬古购买了3.9公顷土地，开始建造在当时看来非常独特的花园。园林中有法国园、英国园、日本园等各具特色的分园。他是想让没有机会到其他地方旅行的人，在这里能够看到不同地域的风情，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
1898年，当阿尔贝·肯恩有了自己银行的时候，他已经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事业”.首先是肯恩创建了环球基金会，以资助年轻教师以及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到其他国家去旅行，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其次是肯恩于1906年创建了环球会社，为基金会资助的年轻人以及应邀前来的学者和政要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909至1931年，阿尔贝·肯恩用20余年的时间实施了一项他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工程--用影像记录世界的 “地球档案”计划。
阿尔贝·肯恩与“地球档案”
阿尔贝·肯恩不仅资助和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睁开双眼”看世界，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先后游历了北美洲、亚洲和南美洲。
1908年11月，阿尔贝·肯恩应邀赴日本参加一个金融研讨会，他在他的司机阿尔贝·杜帖特的陪同下，从法国的瑟堡港乘船先去了美国然后到了日本。
1909年1月15日，阿尔贝·肯恩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中国之旅。在中国23天的游历中，肯恩先后到了青岛、天津、北京、汉口、南京等地，最后于2月6日乘船离沪去香港。肯恩的随行司机阿尔贝·杜帖特在所到之处拍摄了大量的纪实性照片和电影胶片。虽然此时“地球档案”计划在肯恩的脑海中还没有成形，但后来的阿尔贝·肯恩博物馆馆长珍娜·苞索蕾女士则将肯恩此次之行称之为拉开了“地球档案”计划实施的序幕。
回国后的阿尔贝·肯恩游兴未减，几周后又来到南美，先后游历了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国。
两次走出欧洲的经历，大大拓宽了阿尔贝·肯恩的视野。世界之大以及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使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只靠资助一些年轻人去认识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肯恩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构想--用当时最先进的记录手段，为自己所居住的星球建立一个完整的影像档案库。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地球档案”计划。
为了把这一宏伟构想变为现实，阿尔贝·肯恩先后聘用8位摄影师、3位电影摄影师走遍了50多个国家，形成了72000幅彩色照片和183000多米的电影胶片，这些影像真实地记录了不同国家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1931年，即将破产的肯恩不得不中止了他追求梦想的脚步，停止了“地球档案”计划的实施。虽然肯恩没能把这一活动进行到底，但是他和他的团队所做的事情，仍然可以说是一项20世纪人类社会用感光材料记录世界的最为伟大的记忆工程，它所形成的影像档案无疑是人类社会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1936年，上塞纳省议会收购了包括“地球档案”在内的阿尔贝·肯恩的产业，1986年，建立了阿尔贝·肯恩博物馆。博物馆包括“地球档案”和园林两方面内容。
如果说阿尔贝·肯恩金融事业的成功为其追求梦想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那么卢米埃兄弟发明的彩色干版则为其梦想的放飞插上了技术翅膀。
在20世纪最初十年，法国出现了很多种彩色摄影工艺。1903年12月，被誉为“现代电影之父”的卢米埃兄弟发明的彩色干版（卢米埃彩色干版，也称奥托克罗姆微粒彩屏干版）申请了法国专利。1907年，彩色干版在卢米埃兄弟的工厂中批量生产，彩色摄影工艺由此从实验走向了实用。也正是这项伟大的发明成就了“地球档案”中中国最早的彩色影像。
“地球档案”与彩色沈阳
在“地球档案”影像的宝库中，有关中国的照片共计1766幅。其中黑白立体玻璃板底片和反转片1111幅；彩色玻璃板反转片（彩色干版）655幅。
我们从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编印的《中国1909-1934（第一、二册）》画册中可以看到，在彩色玻璃板反转片中与沈阳有关的共计77幅，拍摄于191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这些照片均为斯提芬·帕瑟拍摄。
斯提芬·帕瑟曾在法国军队中任士官，1900年退役在巴黎定居，1912年被阿尔贝·肯恩聘为“摄影操作员”,成为“地球档案”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位杰出的摄影师。
1912年5月，斯提芬·帕瑟由陆路经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先后到了沈阳、北京、张家口和曲阜等地。1913年6月，帕瑟再次来中国，先后到了北京、泰安、曲阜和哈尔滨。帕瑟两次来华，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为我们选择性地留住了一百年前的彩色中国。
让我们一起走进“地球档案”,去领略上个世纪初一个东方古城的神韵和风采，寻觅我们祖辈在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苦难与辉煌。有关沈阳的照片虽然只有70余幅，它却承载着那个剧变时代太多的信息和意蕴，而丰富的色彩更让这些照片有着触手可摸的真切与灵动。我们依着今天人们的认识习惯，可以简单将这些照片分为盛京城阙、中街商汇、“一宫两陵”和市井风情四个部分。
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依照中国都城传统规制完成了对沈城的改造，将明代方城的四个城门改成八个。我们从“沈阳城墙城门的”照片中，依然可以看到城门外瓮城的巍峨。虽然城垣已是弹痕累累，但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两代帝王”曾经的荣耀。近处两个小男孩应是20世纪的同龄人，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两者贫富的差异在镜头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虽然历史已经走进了1912年，但富家子弟的服饰与装扮仍然是旧时的模样，而远处券洞旁一人戴着礼帽的打扮又与其构成了时代的反差。孩子们身后的几辆骡车、尤其是其中一辆已卸下了车轮和骡子，似乎在证明这里已是人们雇用骡车的“客运中心”.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时代业已开始。
明朝末年，辽东地区马市贸易的兴隆拉动了沈阳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更使这里的经济日趋繁荣。在城区原有的十字街改为井字街后，在皇宫的北侧逐渐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四平街（今中街）。在清末民初，四平街已经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商业中心。街道两旁商贾云集，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各具特色的小商品行市散布在沿街的胡同里。在道南有一个与四平街平行的出颖胡同，就是当时金银珠宝的集散地，大大小小的金店将这里连成了一条银楼街。一排排高挑的金色招牌，向人们诉说着出颖胡同往日的繁荣与喧嚣。
一百年前，西风残照下的盛京宫阙与帝王陵寝看上去与今日的“一宫两陵”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比现今的游人如织多了几分肃穆和苍凉。
清末沈城的茶馆，多是买卖人谈市论价的场所，后来也逐渐成为一些人听书品茶的地方，运货的挑夫却只能在路旁的茶棚里喝茶解渴、抽烟歇脚。一幅有关市井风情的照片，极为生动地表现了茶棚里的挑夫在放下一肩辛劳小憩时的惬意和对洋人及洋人手中的方匣子好奇的神色。
面对着百年前的彩色沈阳，任何生动的文字记录都显得苍白无力。人们依据文字想象出的画面与那些过往的真实总会有一些偏差和距离，而斯提芬·帕瑟用彩色干版所记录的历史瞬间，却有着穿透百年岁月的真实的力量，他影像中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则使我们如临其境，似乎百年来摄影技术不曾进步。
沈阳市档案馆将于近期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一百年前法国人眼中的盛京影像”展览，我们也想借此向创建“地球档案”的法国伟大的和平主义者阿尔贝·肯恩表达由衷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