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京的钟山、尊经、惜阴、凤池等书院名播江南，是四方士子钦慕向往的学府。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在此建都期间，南京所有的书院不是为炮火所毁就是被废弃荒芜。清军收复南京十多年后，文正书院的创建，被认为是振兴金陵文教的一大举措，其创建者，正是晚清名臣、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许振祎。

跟随曾国藩十六年

    许振祎（1827——1899），字仙屏，江西奉新县人，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弟子，曾两次加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书函、奏章、咨议等文案工作，先后跟随曾国藩十六年，其间，他还曾组织乡兵与太平军作战。

    同治二年（1863）许振祎中进士，历任陕甘学政、河南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山）东河（南）河道总督。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任广东巡抚，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大诗人陈三立的父亲）号为“江西二雄”.宦辙所至，官声不弱。

    许振祎进入曾国藩幕府的第二年，曾国藩所率的湘军水师在江西南康境内被太平军围困，战况危急，其幕客和随从四散而去。只有许振祎始终跟随，不离左右，因此深受曾国藩的信任和器重。许振祎把这位老师视作自己的楷模，并像老师那样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就任陕甘学政时，写信向曾国藩告别，并求训示。曾国藩回信中有“米汤如醍醐之灌顶，高帽比神仙之冠鳌”一语，意在告诫他不要为阿谀奉承者所迷惑，要甄取真才实学之人。

出任江宁布政使

    文正书院创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原址在今长白街以东的八府塘。五年后，清末状元张謇曾任文正书院山长（山长，即负责人）。民国初年，文正书院先后改名为江宁府学堂、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日寇攻占南京期间，书院房屋全部被毁，现已无迹可循。

    关于许振祎为何创建文正书院，清代李详的《药裹慵谈》和辛亥革命元老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都有记述，有些说法虽不同，但都说是许振祎名为纪念曾国藩，实为免遭曾国荃的弹劾。

    许振祎于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六年任江宁布政使，离曾国藩去世已十多年，曾国荃此时正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大概许振祎认为曾国荃是自己老师曾国藩的亲弟弟，在一些事情处理上便自作主张，特别是在官员的委任和处分上常常先行后报。

    曾国荃起初也不太在意，但他的幕僚们却大为不满，谗言日多，离间日重，致使曾国荃猜疑日积，怨忌日深，于是决定上章参劾，奏稿拟就后，尚未发出。按照以往的情况，总督参劾布政使等官员，朝廷没有不准的；何况曾国荃功高勋崇，深为朝廷所倚重，只要奏章上达，皇帝定会准奏无疑。

急建文正书院

    风声传到许振祎的耳朵里，他急忙找来心腹、有智囊之称的六合知县姚允平商量。姚说，此事已急，非言语所能化解，惟有动之以情，方可去其心结。

    两人商议决定办一所书院，以曾国藩的谥号“文正” 为名，借以教诲学子，不忘曾国藩的功德学行。于是，许振祎速购一大大的私宅，按书院形制日夜动工修建，几天后完工。

    举行开院典礼的这天，金陵乡绅代表和曾国藩留在金陵的老部属早已接到布政使司衙门的通知，齐集书院。许振祎亲至督署邀请曾国荃主持，曾国荃见事涉其兄，不得不去。

    曾国荃为书院揭牌后，又在挂有曾国藩遗像的厅堂主持祭祀，遗像两边挂着许振祎撰书的对联：“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

    许振祎拜倒在地，痛哭流涕，伏跪不起，口中说道：“先师的知遇之恩，毕生难报。愿两江人士铭记先师功德，继承先师学行。总督是先师的弟弟，见总督如见先师也。”许振祎哀痛虔诚，言辞恳切，声泪俱下，说得曾国荃抹泪叹息。回督署后，曾国荃毁去弹劾奏章。不久，许振祎擢升为东河总督。

    上述之事，正史不载。私家之言，权作谈资。但许振祎对曾国藩却是真心无二，竭诚敬仰，情意真挚。他曾在莫愁湖建曾公阁，内悬曾国藩画像，供人瞻仰。

起“卧钟” 建大钟亭

    南京城中的鼓楼和钟楼均为明洪武年间所建，据《洪武京城图志》记载，钟楼原在鼓楼西侧，并不在现今大钟亭的位置。楼上悬鸣钟一口，楼前树立钟一口，后又置卧钟一口。清康熙年间，钟楼倒塌，鸣钟、立钟皆毁，唯卧钟半陷于土中，上有浇铸年月的铭文被泥土掩埋，当时人疑为南朝景阳宫中的遗钟，称此处为“倒钟厂”.

    光绪十五年（1889），“许仙屏方伯振祎，用西洋机器引而植（树立）之，作大亭以悬焉。”（陈作霖《炳烛里谈》）“方伯”是旧时对布政使的敬称。上海着名的《点石斋画报》曾图文并茂地予以宣传，轰动一时。

    “卧钟” 为紫铜铸制，高四点二七米，口径近三米，重约四万六千斤，体大形美，撞之声闻数里。许振祎重建的大钟亭位于鼓楼的东北侧。亭为六角，高近十五米，六根铁柱上架铁梁，大钟悬挂在铁梁上。

    大钟亭建成后，许振祎亲书一联：“五百载山土尘霾，物久传伪，竟作景阳遗器考；四万斛江楼闲置，我来好事，要闻建邺暮天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