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斗浆图》据说是描绘街头巷尾小贩们斗茶的场景，而南宋之酒风更比茶风盛。

　　南宋初年有个官员叫秦棣，他名气不大，但是大家肯定听说过他的哥哥秦桧。那时，秦桧在中央任职，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正是权倾朝野、威震百官。秦棣的官位比不上他哥哥，但也身居要职，以敷文阁直学士的身份在安徽宣州当知州，正五品。秦桧帮宋高宗害死了抗金名将岳飞，而秦棣也制造过大冤案。

国营酒厂里的“特供酒”

　　南宋初年，宋金交战，国库空虚，为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垄断了酒水生意，在各地建起国营酒厂，低价生产，高价卖出，获取暴利。同时，还关闭了所有民营酒厂，禁止老百姓在自己家里酿酒。大小饭店营业也好，民间办红白喜事也好，需要酒，都得到国营酒厂买去，胆敢自酿，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朝廷给国营酒厂划定了销售范围，每家酒厂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卖酒，不能跨区铺货。这样一来，就完全成了垄断经营，价钱再高你也得买，再加上利润的大头都得上缴朝廷，上调酒价等于给朝廷多弄钱。所以，酒价一再上调，就像现在成品油的油价一样。

　　南宋的俞文豹写过一部《吹剑录》，其中也提到南宋初年国营酒厂完全垄断经营的弊端，他说：“余见今酒官皆先禁私酒，次造劣酒，盖私酒绝，则官酒虽恶，不容不买，甚至民间吉凶事皆勒买官酒。”由此可见，不但酒价上涨，酒的质量也大幅度下滑，经济学上常讲垄断必然抬高价格、降低品质，这个规律在南宋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酒水质量虽然下降，但官员们却不用担心喝不到好酒。当时国营酒厂跟行政机关差不多，从厂长到高级技术员，头上都戴着乌纱帽，都要经过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用讨好消费者，却必须讨好上级，平日出产的酒水再差都不要紧，给上级供应的酒不含糊就行。

　　俞文豹说：“监酒之法，但好酿酒剩饶人，则事办矣。”意思就是当国营酒厂的厂长并不难，只要记得把最好的酒送给该送的人，就什么事都没有。各地的国营酒厂，几乎都有“特供酒”,这些酒的质量相对上乘，一般不上市销售，只供官方使用。

　　老百姓可就惨了。首先，他们喝不到“特供酒”,只能喝普通酒，而且由于垄断生意太好做，普通酒的质量还越来越低劣；其次，国营酒厂的酒价简直就像房价一样飞涨，就是普通酒老百姓也喝不起了。

垄断行业的高价劣质酒

　　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不让私酿，我偷偷地酿，一年酿上几十斤黄酒，自家饮用，起码逢年过节招待客人，不用再花高价去买国营酒厂的劣质酒了。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从西汉到明清，历代朝廷断断续续地垄断过酒水，垄断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民间可以酿酒，但必须按照规定的极低价格卖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加价出售。这在汉武帝时期和王莽执政时期，曾短暂实施，近似于现代对粮食的统购统销。

　　二、民间可以酿酒，也可以出售，但酿酒的酒曲必须从政府手里高价购买，否则违法。这叫做“榷曲”,曾经在唐朝、五代十国和北宋前期实行过，效果并不理想。

　　三、既禁止民间酿酒，也禁止私自出售，生产和销售都由政府设立的酒厂和酒水零售点掌握。这是最严厉的酒水专卖政策，给政府创造的利润最大。南宋前期所实施的，正是这种政策。

　　三种垄断方式，都需要严刑峻法和监管手段来配套。古代中国讯息落后，官民比例也没现在这么大，那时的监管手段就是让老百姓互相检举揭发：私自酿酒，被人举报，会被抄家，而举报者会得到被举报者一半家产的奖赏。

　　南宋前期，不知是老百姓厌恶互相检举，还是国营酒厂的高价劣质酒引起了公愤，私自酿酒的家庭很多，而检举揭发的人却很少。对此，“上进心”不强的地方官，会表现得很“通情达理”:民不告，官不究。而那些“上进心”强、心狠手辣的官员，就会四处查看，大肆抓人。

　　秦桧弟弟秦棣“上进心”就很强，为了在任期超额完成指标（当时朝廷给地方官定有酒水专卖利润指标，州官和县官每年都有“创收”任务），他经常把捕快、弓手以及国营酒厂的执法队派出去排查，一旦发现私酿作坊，立马砸场子拿人。

秦棣枉法活活打死村民

　　一天，秦棣派出的执法队得知宣州城郊何村有户人家在酿酒，又听说那户人家很有人缘，怕白天去逮会遭到村民围攻，于是就在晚上溜进了何村。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执法队在半夜时分包围了那户人家，破门而入，就要逮人。哪知这户人家以为来了强盗，在后院咚咚地擂起大鼓，高喊“抓贼”,喊声一起，应者云集，全村的男子都拿着棍棒冲了过来，给执法队来了个反包围。

　　村民一拥而上，把执法队的队长（当时叫做“酒巡”）和几十个队员捆了起来。次日，派人到衙门送信，说抓住了一帮强盗，现在就在我们村捆着呢，请大老爷过去看看。衙门的人过去一瞧是执法队被捆上了，大惊，赶紧向秦棣报告。

　　秦棣气得脸色发青，恨不得把村民全给抓了，可是又怕激起民变，就骗村民说，你们抓贼有功，现在就请你们把强盗送过来吧。等大伙带着强盗到了衙门，秦棣却突然翻脸，喝令衙役把领头的三个村民按倒在地，从头到脚用绳捆紧，每人打一百大板。等到把绳子解开时，三个村民已经死了。

　　按当时法律，无论官民，夜里私闯民宅，都可以按盗贼论处，主人把闯入者打死打伤，不受到法律处分。《宋刑统》规定：“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死者，勿论；折伤者，不坐。”

　　那几十个执法队员在半夜里破门而入，又拿不出合法手续，村民是完全可以把他们打死的，现在只是把他们捆了起来送官，可谓守法良民。而秦棣竟然把守法良民活活打死了，实在徇情枉法到了极点。

　　在南宋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御史向朝廷参奏秦棣，用了“惨毒”两个字，但竟然没有任何衙门敢过问，秦棣反而顺利升了官。在南宋野史《夷坚乙志》中，作者洪迈为了证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虚构了一个结局：秦棣在打死村民之后的第二年，得了暴病，死在了宣州。这个结局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

　　照我看，秦棣的恶行被人捅到朝廷，竟然无事，最关键的并非因为他哥哥身居高位，而是因为他的做法跟朝廷合拍--朝廷为了获得专卖暴利，正在严厉打击私酒，正在“下很大的一盘棋”,百姓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冤死几个村民算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