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到双方的合作时，毛泽东指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缭绕的烟雾里，两个人的兴致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谈了6个小时。

　　谢伟思明白谈话的重要性，他详细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于8月27日发出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华盛顿在两个月后收到报告。正如戴维斯所说：“这次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直到1969年中美两国为关系正常化开始秘密接触的时候，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才首次被公开发表。

就在谢伟思致力于中共与美国关系时，罗斯福对蒋介石作出了让步

　　观察组成员向重庆美军总部和华盛顿发回大量报告，到9月27日止，两个月中就发出各类报告112份。作为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撰写的政治性报告数量最多。

　　在8月3日的报告中，谢伟思认为中共执行坚持统一战线、避免内战的政策是真诚的。他个人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共产党人把他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放在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因此，中共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美国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在8月29日和9月3日的报告中，谢伟思指出中共及其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建议美国政府把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并充分说明这样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

　　在9月4日的报告中，谢伟思这样描述了对中共领导人集体的印象：“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把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这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就在谢伟思充满激情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时，一个不祥的消息传到延安：罗斯福已经有意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将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与蒋介石僵持不下的史迪威将军调回美国。10月24日，罗斯福总统正式免除史迪威的职务，由魏德迈接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高斯大使随后也辞职回国。

　　10月底，谢伟思奉命回国汇报工作，并参加任何可能进行的对华政策讨论。在重庆，他与戴维斯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美国政府把自己同国民党绑在一起和屈服于蒋介石是犯了严重错误，美国的对华政策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回到华盛顿后，谢伟思得知赫尔利一直在谋求驻华大使一职，便直言不讳地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说，任命赫尔利继高斯出任大使，会是一场“灾难”.然而，白宫并未理会谢伟思的警告，应蒋介石的请求，对中国情况懵懂无知的赫尔利于11月17日被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

　　帮着蒋介石挤走了史迪威后，急于表现的赫尔利，把美国与蒋介石及其政府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他在1945年1月31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这样剖白自己的心迹：“在我与共产党的所有谈判中，我都坚持，美国不愿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它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通过中国国民政府给予该党。”甚至还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期间，赫尔利便让蒋放心，“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遭到了大多数美国驻华人员的质疑。刚愎自用的赫尔利，把国共和谈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归咎于与其意见相左的美国在华人员特别是延安观察组成员，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打击，戴维斯和包瑞德相继离开了观察组，包瑞德眼看到手的准将军衔也被赫尔利一手搅黄。

　　赫尔利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强对美国在华人员的控制和对延安的封锁。1945年1月16日，赫尔利向使馆工作人员宣布，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他说，今后美国的政策由他说了算，而他的原则是不准发送任何有损美国政策的函电。除非经过他签字，否则任何材料不得上报。也就是说，此后任何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利的报告都不得发往华盛顿。

谢伟思再次来到延安，准备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

　　1945年初，谢伟思被重新派回中国。赫尔利的专横跋扈激起了美国驻华人员的愤慨，在他与魏德迈回国述职期间，发生了“2月28日长电事件”.在华的外交官和军方人员认为，赫尔利没有把中国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务院，对美国最高层的决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持使馆工作的代办艾奇逊提议，草拟一封关于中国形势的电报，实事求是地反映大多数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意见。谢伟思是电报的主要起草人。

　　电报几经传递，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后暴跳如雷，先是埋怨远东司不该收下这份电报，接着破口大骂：“我知道是谁起草的，是谢伟思！我豁出命来也要干掉这个狗娘养的！”与远东司官员激烈争论一番后，赫尔利与魏德迈两次造访白宫，在两个问题上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努力维持和改造蒋介石政府；除非经蒋介石认可，不给共产党援助。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赫尔利回到中国后，对驻华人员进行了清洗，凡是与“2月28日长电事件”有关的官员都被调离岗位。

　　1945年3月8日，谢伟思经魏德迈批准再一次来到延安，准备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中共领导人对这位观察组中最重要的成员重回延安感到高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约谢伟思作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先是询问了谢伟思最近美国之行的情况，并对美国官方和美国舆论对远东战争，对中国的总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表示兴趣。

　　　毛泽东认为，战后中美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他指出，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补充，他们将不会发生竞争。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由于这些原因，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决不应有也不会有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