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议论

为了把法的权威绝对化和为法的实施提供最大的保证，法家主张压制民间关于法律的议论，这便是所谓“法而不议”。

《管子》说：“令虽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者也”，因此主张“（对法令）作议者尽诛”。

《商君书》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由此可见，法家的“以法治国”完全是由上而下的，统治者一声令下，人民便须绝对服从，像机械人一般，连议论的空间也不准存在。

文化专政

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基本上是实行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有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存在。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慎到说：“士不得背法而有名。”《商君书》说：“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子》指出：“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因此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使“有重罚者必有恶名”。

韩非还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历史证明，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法家思想实在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