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女记者萨比内·米德，去柏林采访已经年逾九旬的鲁特·维尔纳，待她做完这档节目，老太太已经安然辞世。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前面加了个送葬仪式，人们看到，除了家属，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读者，马尔库斯·沃尔夫、前作家协会主席赫尔曼·康特等人，也出现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顶尖级的情报人员，成绩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队伍里。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每个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这时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国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鲁特·维尔纳诞辰100周年，离开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活了将近20年的人们，逐渐产生了“怀旧情绪”，人们又想起了鲁特·维尔纳和她的《索尼娅的报告》，想起当年怀着满腔激情阅读这本书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娅的报告》，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复了删掉的那些段落。不过，这时读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这本书的全文，人们还想了解与本书主人公一道生活战斗过的男人们后来怎样了；作者的儿女们现在活得如何。为此，柏林新闻记者鲁道尔夫·亨佩尔，专门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三个儿女。人们从发表在报刊上的采访记录中，知道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他们共同的母亲的爱和敬仰。

自从鲁特·维尔纳过世以来，除了新版《索尼娅的报告》之外，还陆续问世了一些关于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国作家艾伯哈尔德·帕尼茨的《接头地点班伯里》，凯·米尔格斯的《共产党人与炸弹》。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亚历山大·科尔帕及第合著的《红军秘密工作的女强人》，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鲁特·维尔纳；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创立的“莫斯科佐尔格博物馆”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学者杨国光的《佐尔格》和张晓宏、许文龙的《红色国际特工》中，都用专门章节介绍了鲁特·维尔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重访”板块，专门制作了“红色国际特工索尼娅的报告”，向我国观众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功勋卓著的共产国际情报员。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她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