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在租界里他认识很多人，比如说法租界的巡捕房那时候最高的警官和翻译，叫张翼枢，普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父亲与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别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亲去打招呼。张翼枢的女儿我认识，现在美国，差不多90岁了。
说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放在一起，把他们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我见他时，他大概60多岁了，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还是很威风的。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因为早期在帮会里，他辈分很高，而我父亲辈分很低。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我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是表面上大家还很一团和气的，过年过节互相送东西。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但那时我才7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刺杀他。只是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围很热闹，赶紧去看看。张啸林是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枪杀的，当时林怀部的口供是说与张啸林有矛盾，后来证明这是戴笠在后面策划的，因为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一职。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是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多面的父亲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刚和她结婚时还喜欢戴金刚钻，因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欢戴金刚钻，好像是一种身份。母亲就跟他讲，高级社会的男人不戴金刚钻，他的这种习惯就一点点地改了。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不过抗战前，蒋介石给过他一个少将的头衔，他拍了一张一生唯一穿军装的照片。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10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场面很大。
章士钊曾做过教育总长，后来又在上海做大律师，所以那时他们的交往比较多。章士钊算是父亲的私人律师兼参谋。很早以前，毛泽东要送很多共产党员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来找我父亲要钱，父亲觉得各方面人都要结交，求到门下就要帮一下。
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行老，在重庆时，章士钊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章士钊自己有个小书房，我每天给他磨墨，磨好了他来教我写字。后来到了香港，殷夫人还把章士钊用过的砚台送给我。
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与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点距离，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
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总归是能分红的。
父亲的老家在上海浦东高桥，每年夏天他都要从药房买大量的“痧药水”、“诸葛行军散”，送到高桥，挨家挨户免费送发，这个举动坚持了好多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到浦东老家去，是划船过去的，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现在的浦东。现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还有一栋小房子，是空军某个部队驻扎在那儿，其他全部没有了。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像万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