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及其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的抗争了。问题，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至少，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与蒋对抗的条件。因此，他还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7]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直至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正策划绥远抗战，张借机于11月27日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但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日要求再次落了空，因此心中再种“恶缘”，“愤怒不已”。[8]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终于决心采取一些行动了。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能通过迫使蒋接受东北军北上绥远抗日来达成根本转换西北形势的目的。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但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要尽速设法。但张学良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9]此电之前面半段话仍是如前此一样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意即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期停止。故毛泽东次日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对张电的解释也仅仅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10]

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相信“张、杨早蓄劫的阴谋”的学者，显然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张魁堂先生也绘声绘色地把蒋介石去西安说成是张学良用激将法的结果，称：当谈话中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后，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11]

张学良是12月2日单人单机飞往洛阳见蒋的。姑且不论张此行是否真的抱着赚蒋来西安的目的，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在让红军自己想办法牵延一两个月时间，说仅仅两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诱蒋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此次赴洛阳面蒋，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缓的理由，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和张魁堂两先生这里也均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12]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多半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一些史实中看出来。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告诉他叶剑英一周后将再来西安与他共同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显然，如果张学良此时有计划赚蒋来西安生擒之意，他没有理由不复电要求叶尽快回来。可是，他明知叶计划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后，却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张学良急电要叶火速前来的情况看，可以判断，他如果此时已有诱蒋来陕和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是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样，12月2日，即张临上飞机前，他还曾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图，同时要刘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报告陕北中共中央，称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各部将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可能会对红军展开大举围攻。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及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确实有一张大致的时间表，甚至包括采取行动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设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毫无准备的行动。

2．张学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下决心采取“捉蒋”行动，至少在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问题是在哪一天？有人认为是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在临潼与蒋介石谈话劝说失败后，一回西安就决心“捉蒋”，8日即与杨虎城“初步确定兵谏计划”。[13]有人认为是12月10日下午张、杨“研究了捉蒋方案，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4]有人则认为迟至12月11日晚张、杨才秘密会谈，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5]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