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一千多年来，关于这次战争有过种种记述和评论，虽然多数的意见倾向于火烧赤壁导致曹军失败，但有许多可疑之处。本文重点讨论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的关系，力图使之成为战争与疾病史的有趣篇章，也作为替曹操翻案的一部分。
一、对火烧为主因的排除
在史料中对导致赤壁之战胜负原因的描述中既有火烧，又有疾病，在不同的场合、不同人物、不同时间上各有所侧重，有许多矛盾之处。所以在讨论疾病之前对历来认为是主要原因的火烧观点先做若干排除。
东南风不可能吹向南岸
关于赤壁之战的地点，众说不一，但大多倾向于前属嘉鱼，现划归蒲圻（赤壁）市辖管的赤壁。其位于长江南岸，这就使得史书上所记述的周瑜、黄盖的蒙冲斗舰借助诸葛亮观天象测得的东南风鼓动，导致炎炎烈火烧尽曹操的船只并延及岸上营落的说法无从解释。
十艘蒙冲斗舰的破坏性有限
在现存有关赤壁之战的记载中，蒙冲斗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治通鉴》原注：蒙冲是蒙着牛皮的小船，斗舰是战船。而以现代观点看，将蒙冲斗舰说成两样东西，似不大合适，含糊一点说蒙冲斗舰是小战船相信不会离谱太远，限于当时的技术与水准，载重量几百吨的船只应该算是不小的了，为了灵活快捷，似乎更要趋于小而轻便而不是一味强求大吨位，所以我们倾向于其为小战船的理解。说到黄盖烧船时，《资治通鉴》写道：“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如果真的这样，周瑜、黄盖的胜利似乎也太容易了一些：假如是小船，那么其运载的易燃品必然有限，如何能以十艘蒙冲斗舰将“乃以千数”的曹操所得的刘表水军烧尽，而且还“延及岸上营落”呢？如果说蒙冲斗舰是大船，自然可以多运载一些诸如燥荻、枯柴、油脂之类的易燃品，可是这不免又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速度，二是灵活性，这两者显然同载重量大小成反比例关系，供作军事家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况且船在水上，以水灭火总还是可能的，尽管曹军缺乏防护的思想准备，但一点点的救护能力和措施都没有也难以让人理解。
火烧的真相
在对赤壁之战胜败原因的分析中，火烧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抄录有代表性的三则：
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曹操语）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具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这三则对火烧的记述相差甚大，第一则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师东进至巴丘（今湖南岳阳一带）的军队得病（在先），然后“烧船”，但未注明船是曹军因病而烧船呢还是被对方纵火战败，或是兼而有之。第二则比较明确，而且曹操有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我是主动撤退的，战场上是有熊熊大火的，那是我在退兵之际将带不了的船只等物资放火烧掉，如此而已，哪有什么周、黄施火攻计得逞的事情呢？所以他们吹嘘的伟大胜利是该大打折扣的虚张声势、邀功请赏罢了！这样说难免有曹操自我掩饰之嫌。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是第三条史料，先是曹操在战事上的失利，加上疾病的影响，船舰等物资被周瑜烧了一部分，在战胜无望不得不撤退时把带不走的船舰等笨重物一烧了之。与火烧论甚多疑点的记述相反，史料中对赤壁之战中曹军为疾病危害的记述却是明确的。
二、曹军遭疾病危害的记述与分析
在史料中对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患病并受危害的记述是不厌其烦的，择主要者罗列于后。
（周瑜对孙权说）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资治通鉴》）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属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同上）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军，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等败退，引次江北。（同上）
曹公军不利于来壁，兼以疫死。（《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时又疾病，北军多死，曹军引退。（《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资治通鉴》）
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三国志·魏书·贾翊传》，裴松之注）
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熹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卒末，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以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太祖又与荀■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同上）
疾病发生的必然性
数十万军马的远征、作战的繁忙劳顿、生活的动荡以及条件的低下，造成体力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这必然降低了个体和整体对疾病感染与发病的抵抗力和康复机能的水准。同中国北方相比，南方气候炎热多雨，温湿度等条件适于各种传染病、地方疾病原和传播媒介的繁衍和循环。那些当时无法明了的致病微生物对新进入疫区人群、马匹的侵袭性以及入侵后的致病性也远比世居此地的人群和动物更为严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周瑜对孙权分析似可作为曹军南征失败原因总的提示。周瑜分析曹军南征的诸多不利因素：一是后顾之忧；二是步兵不习水战；三是后勤供应；四是疾病。这其中那一点是最重要的呢？虽然“北土未平”，但在关西的马超、韩遂只不过是潜在的威胁，并没有造成眼前的危害；“舍鞍马，仗舟楫”是弃长就短，确有被动之处，但在得到荆州降军，特别是水军以及“蒙冲斗舰乃以千数”之后，使兵力得以大大的补充和加强；自秋入冬的后勤供应(马之蒿草、兵之食粮)在有了荆州降军于江陵等地的储存及江南之富庶，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吧！唯其无法克服的是：这些来自遥远的北方籍的“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一因素了。
疾病的严重性
如果仅是普通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而在史料中大书特书似乎说不过去。按曹操的说法，赤壁之战的退却完全是“值有疾病”造成“吏士多死者”。应当注意的是疾病的发生与危害不光涉及士卒，也包括文武官员；不但发病，而且有死亡；不是个别，而是多数；不但使赤壁战场上的军事失利，在孙权围困合肥时亦因之派不出更多的援军，只好让部将张熹带领少数人马前往解救，但这支小队伍却也因继续发病或留下后遗症或因之体质下降继发其他疾病而使战斗力受影响；不但当时危害严重，经年之后还造成“百姓流离，家室怨旷”。这是多么悲惨的场面啊！要不是遇到极大障碍，曹操的大军绝不会轻易“引次江北”之后又“引军还”的。
三、血吸虫病的危害理由与根据
血吸虫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血吸虫雌雄异体，雄虫短而粗，约14×0.5毫米；雌虫长而细，约16×0.26毫米。其寄生于人或动物终末宿主门静脉系统血管的雌雄虫合抱交配受精，每天产卵约3500个，卵内毛蚴不断释出毒素致肠壁发生以嗜酸性脓肿为主的病变，致病变部位炎症、破溃，使虫卵随粪便排出入水，在适宜的温度下，毛蚴破壳而出，寻机钻入钉螺，经胞蚴-母胞蚴-子胞蚴，发育成具感染性的幼虫尾蚴。当人或动物下水，尾蚴便经皮肤、黏膜侵入，经童虫发育为成虫。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兽共患互染的疾病，可寄生于人、牛、马、鼠等数十种哺乳动物。非疫区人群和动物对之特别易感，多在一个月感染后出现发热、腹痛、拉脓血便及血中白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急性期过后多呈不时发作的腹痛、脓血便、疲乏衰弱等表现的慢性期；至晚期者多为严重疫区里屡受感染的重病人，有肝脾肿大、腹水（故又称臌胀病）或侏儒等表现。在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于长江流域以南的十二个省市区，以两湖、江苏、江西、安徽等省为严重。血吸虫病之所以局限于江南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传播本病的中间宿主（媒介）——一种水陆两栖的淡水贝类钉螺，其形态大小同谷粒近似。这种螺无法克服北方冬季的严寒冰冻与干旱，所以本病不在北方流行。尾蚴的大小仅几百微米，肉眼不可见，钉螺也只有米粒大小，人和动物多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感染后不是立即发生严重症状，感染初期在尾蚴侵入的皮肤仅有致痒的针头大小粟粒样小出血点，所以往往导致病因难明，糊里糊涂送命而不知缘故，在三国时期更是这样。
一种古已有之的疾病
据历史记载及近代研究，业已证明血吸虫病是古已有之的疾病。在国外，Ruffer曾报告埃及在公元前10～20世纪的木乃伊体内找到血吸虫虫卵。在我国的古医籍中也有很多近似有关血吸虫病的记述。自1956年以来，我国曾对发掘古墓时发现保存完好的古尸进行寄生虫学研究，至1993年，共调查15例，分别发现于广州、江苏、福建、长沙、江陵，共发现7种寄生虫卵，其中就有血吸虫卵。在长沙马王堆女尸■侯利苍之妻（辛追）和湖北江陵男尸(五大夫遂少言)的肠壁和肝脏中都发现形态结构保存完好的血吸虫卵。
这既说明两湖地区在赤壁之战前已有血吸虫病存在，特别是地方行政长官之妻和江陵五大夫这样贵族家属和官员都得了血吸虫病，又说明本病在当地的流行已十分严重，人群的受感染已十分普遍。
战场为重疫区
尽管对赤壁及赤壁之战所在地点、范围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说赤壁之战这个古战场是位于长江流域中游、以两湖为中心同事实不会相差太远。自曹操挥师南下，途经湖北的襄阳，进而穷追刘备，抢占并驻军江陵，然后顺流而东至赤壁（无论是蒲圻赤壁，还是武昌赤壁）与巴丘，因疾病或遇孙权刘备联军而失利，经华容退至南郡，终于留曹仁屯江陵外大军北撤而告终。也有人认为应该更扩大一些，涉及次年孙权兵围合肥和曹操遣兵解围之战。这些地区，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凡是与赤壁之战可能有关的地方大都是湖北、湖南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如湖北的蒲圻、嘉鱼、洪湖、监利、石首、公安、江陵、潜江、沔阳、远安、钟祥、鄂城、谷城、汉川、汉阳、武汉、黄冈、南漳、浠水和湖南省洞庭湖畔的岳阳、华容、安乡诸县。
在血吸虫病防治初期，各地对疫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湖北省89个县市中有44个县市(占52.5%)、湖南省103个县市中20个县（占19.4%）流行该病。钉螺密度每平方市尺为32只，最高者达409只。这些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些地区疫情的严重。这些地区处于湖北省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沃野千里，水草丰盛，历来是人群聚居的场所，无论生产、生活都与水发生密切的关系。水、土、草这些条件的存在又是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在适宜气象条件下最适宜的滋生环境。
多在易感染季节里活动
血吸虫在不同季节发生的感染机会是不尽相同的。通常是夏、秋季最高，次为春季，最低为冬季。这是因为冬季地冻天寒，人畜等下水活动较其他季节少，特别是钉螺体内的血吸虫感染性幼虫(尾蚴)的发育与逸出同温度有密切关系，因而影响不同季节的感染率。赤壁之战决战在冬季，已不是血吸虫的易感季节，但行军转徙、决战前的训练演习、两军大大小小的遭遇战、前哨战等活动大都在秋天，是血吸虫易感季节。研究指出，最适合钉螺生活的温度是13℃左右，在血吸虫病流行区，这温度多见于仲春和深秋。血吸虫尾蚴能在10秒钟内钻入宿主皮肤，甚至钉螺离水登陆后，在有水滴的叶片上爬行也可能逸出尾蚴，人无须下水也有被感染的危险。
曹军为易感人群
同是在水上作战，同是在疫区内行军转移，按理说双方都会得病。为什么史料中多处记述曹操兵马患病并为之所苦，而孙权、刘备的兵马却安然无恙呢？这是因为人或动物感染血吸虫后，体内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定免疫力的缘故。
一次大量感染是造成急性发作的原因，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多次大量感染的后果当然更是严重，那些先前不曾感染新进入疫区的人群和动物对血吸虫特别易感，又易于发病，发病时症状也分外严重，大多是以高热、肝肿大疼痛、拉脓血便为主要表现的急性血吸虫病，这类患者在当时条件下大多死亡。曹军南下的主力兵马恰是这种情况。相反，那些吴国(现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许多地方也是血吸虫病重疫区)长期从事生产、生活或战争活动，经常接触疫水的孙权兵马，虽然也感染并发病，但现存者多是慢性患者，急性期早已过去，特别严重者已经死亡。同急性患者相比，慢性患者因体内有免疫力，且只有在劳累、饥寒等诱因下发生腹痛、拉脓血便等症状，因此对再感染和抵抗力以及在行军、作战能力上都是比较强的。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血吸虫病(弱丁)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急、重病丁以至于死丁)曹军的要害所在，亦正是所谓“水土不服必生疾病”的缘由所在。
有人认为曹军南下得到刘琮投降的水军，这批降军久居江南，对血吸虫有免疫力。与此同时，刘备的兵马同曹操一样也是来自非疫区的中原地区。言下之意，赤壁之战的双方兵马不存在对血吸虫免疫力的差别。但这并不能说明双方军队在血吸虫免疫力水准上的等同。先说曹军，谁是南征的主力呢？当然是曹操而不是刘表的降军，即使降军许多人因长期生活在疫区有过感染并产生了免疫力，但不能因此说曹操所率的南下主力大队人马也有免疫力，无法防止无免疫力的曹军主力队伍不发生血吸虫病。还有人认为由于四川省一些地区也有血吸虫病流行，所以刘璋派遣的四川援军也有免疫力，可是，刘璋援军的人数比刘表降军少得多，更不足以左右曹操主力的状况。
同样的道理，让我们看看孙权刘备联军。这支队伍谁是主力呢？刘备的队伍在河南被曹操穷追猛打后狼狈逃窜，几乎溃不成军。机智过人的诸葛亮斗胆说出来的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所以他才苦心设计结成孙刘联盟以抵御曹军的南侵。很明显，孙刘联军无论从指挥员的任命、战备物资的供应，还是水军的组成都是孙权方面为主。因此，即使刘备军队也是来自中国北方，无血吸虫免疫力，却不影响联军中以东吴人马为主力部队的免疫力。
曹军哪些活动易被血吸虫感染
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内凡同水接触者即有被感染的可能，所以不同的活动方式决定了同水接触的频度与时间上的差异造成感染与后果的不同。曹操军队在赤壁之战中有哪些活动感染血吸虫呢？我们着重从行军、训练、作战和生活四个方面来分析。
1.行军转徙：曹军自河南进入湖北夺取襄阳后，顺汉水而下，追赶刘备经长阪、当阳，然后占领江陵，并以之为水陆军及粮草辎重基地，之后又折向东南，进军巴丘（岳阳）及其附近（如现今的蒲圻、嘉鱼等地）同孙刘联军交战，在战事不利时，除部分守军屯留江陵之外，曹军大部分经江北的乌林、华容（即今洪湖一带）退驻，继而北撤。这样看来，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秋七月至十二月），曹军行军辗转于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及湖南北部的约四十个县份，行程达数千里。在这段时间里，曹操兵马可以说是“兵不解甲，马不下鞍”地奔忙周转。这样频繁的军旅生活大大地增加了同自然界的接触，无论是饮用、洗涤、游泳还是转徙跋涉，无不增加了同水的接触，自然也就增加了血吸虫尾蚴侵入的机会。
2.训练水军：曹军南征，为了适应两湖地区水乡泽国的水上作战需要，必须克服北方军队不习水战的缺点。所以曹操对训练水军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并且早已付诸实施。远在出发前，就在北方开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可以说，这是曹操为应付南征水战的先期重要准备之一。但是训练的水准、效果如何呢？
曹操军队在严寒季节、有限时间里开凿的玄武池，规模不大，水准不高，训练的船舰数量不足且品质低下，有经验的教练员短缺，这些原因，使之训练的水军不但人数有限，而且技巧亦差。用这样草草训练的队伍去应付两湖的长江、大湖可是勉乎其难啊！果然当几个月后，挥师南下的曹操大队人马面对浩浩大江和大湖不免望之兴叹，江湖的辽阔宽深、风高浪急远非风平浪静的人工池所可比拟。官兵们在感叹之余别无他法，必须采取应急措施，于是乎就地训练水军，而且也只有占领江陵这个重要战略要地后，曹军才有可能组织对水军进行比较正规、比较系统的训练。因为这时候既有刘表部属的水军、训练用的船舰、教练员、场所，特别是时届秋高气爽之季，气温、水温正适宜下水活动时节。总之，一方面由于主观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条件的现成与便利，因此，曹军南征后的训练水军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活动地区大多是血吸虫病重疫区，以致在船上或下水活动中增加了感染的机会。
3.战争：赤壁之战，尽管现在对其地点、规模、方式等等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议，但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两军交战是不能排除的。赤壁之战，除水军以船舰相对、两军以军马、步兵冲突，刀枪剑戟对仗和羽箭的射杀外，还包括前方的侦察、后方对战争、生活物资运输供应等等许多环节和部门的工作。而这些无论是前方战场还是后勤部门，只要在疫区内辗转，无不增加在野外的奔忙，战事活动决定了各项活动的强度和频率，增加了人马在野外同疫水的接触，从而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和加重了感染的程度。
4.生活：在战争期间，除战争活动是充满危险紧张外，生活也不能悠闲。曹军在赤壁之战中东西转移，训练交战中活动多、强度大，天气炎热时少不了要经常洗濯手脚、衣服以至于游泳洗澡；这些无不增加用水的次数和数量，也就增加了被血吸虫感染的危险。
排除其他诸如疟疾、鼠疫、斑疹伤寒、霍乱、痢疾、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因素影响，我们应当认定，曹操在赤壁之败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军队普遍感染了血吸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