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资料图）
1916年6月6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1918年3月，段祺瑞指使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亲信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安福俱乐部，并于8月间成立新国会，操纵选举，推徐世昌为大总统。政府当局实行亲日政策，以出卖国家权益换取日本的支持，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一篇注明是“某君戏作”的《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将当局政要列进一个跨国的家世谱系，辈分五代，看似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实则是民众舆情不满和义愤情绪的宣泄。
《安福世系表之说明》把“日本人”放在这个家世谱系“祖”的最高位置上，说明日本是中国当局的太上皇，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即附庸。对当局政要则按照各人的地位、权力、作用分别赋予不同的辈分。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干将，是安福系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由于他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因此被列为世系表中的“本身”。日本人既然是“本身”之“祖”，那么徐树铮当然就成了日本人的“孙子”，段祺瑞是徐树铮的“父”，当然成了日本人的“儿子”。对大总统徐世昌，由于他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情同手足，所以定位为“兄”与“弟”。朱深、王揖唐、方枢是为徐树铮奔走呼号的走卒，“皆佳儿也”，所以定位为徐树铮之“子”。对趋炎附势投靠安福系升官发财的龚心湛、张弧之辈，则说他们“恰合螟蛉子、干儿子也”，只能定位为徐树铮的“继子”、“义子”之类。刘恩格等13人“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其地位与职权均在“子”之下，“名之以孙宜也”，只能算是“孙”字辈了。至于袁荣叟，由于他是投奔来的，地位在刘恩格等孙子辈之下，被称为“继孙”。
这篇痛骂北洋政要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全国上下的一大笑谈。北洋政府头面人物气急败坏，于是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要求严惩《民国日报》并追究作者的罪责。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受理了政府当局的诉状，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10月3日，该案正式开庭审理。
政府当局的代理人穆安素律师宣读起诉书之后，主审法官问被告，原告控告的是否属实？叶楚伧答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
法官问，依据何在？叶楚伧说：“《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国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立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民国日报》的辩护人林百架律师辩称，原告指控的侮辱诽谤罪不能成立，其理由是：一、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有言论之自由；二、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府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三、被告此项文字，乃法律所许可，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府，实无侮辱意义。并强调指出：上述三项理由，只其中一条，即足以为被告开脱，故要求公堂主持公道，将该案撤销，宣告被告无罪。
穆安素则坚持被告有罪，理由是，“此项文字，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而且遗毒久远，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时间及地点；侮辱人之地位。”说罢，穆安素犹嫌不足，又临时给被告加了一项罪名：此项文字一经刊载，使政府要人遭轻视，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
林百架抓住穆安素“妨碍和议”一说时间上的差错痛加批驳：“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谈判，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这已为众所周知。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究竟有何妨碍？”
穆安素被对方抓住了破绽，十分尴尬、狼狈，只好说两被告均是报馆主笔，受过高等教育，明知故犯发表此项文字，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实属案情重大，应按律严惩。
经过双方唇枪舌剑的辩论，法庭认为，这篇文章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最后只判决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100元大洋。
政府当局的代理人穆安素对法庭的判决极为不满，因为在开庭之前，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再三交代穆安素，务必使公堂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判处徒刑。没想到最后对《民国日报》邵、叶两人仅作200元的薄罚了事。他大失所望，担心回到北京很难交差，于是又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前科”，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加重惩处。
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公堂，当即严词拒绝。轰动全国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就此了结。
当时，民国政要受此辱骂，其恼怒可想而知。从主观愿望说，他们当然想加罪报馆和作者的。但是，在法庭作出有违他们期望的判决后，他们一肚子不满也只能服从，说明他们的心目中多少还是有点法治观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