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我。今天怎么样?做了什么?”
“在写字。礼拜天你回不回来吃饭?”
“不行呢,我要开会。”
你说,“爸爸,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你,好像没听见。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壶,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
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却看见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树,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无人理会。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香椿”。花市喧声鼎沸,人贴着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凝视那两个字。小的时候,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原来它就长这样,长得真不怎么样。百合花不买了,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园,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开了吧?”
他仍旧把背对着你,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他始终弯着身子在浇花。
八十岁的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子跑腿,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环岛。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台北来看你,你害怕,他却兴高采烈,“走建国高架,没有问题。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没法放心,你坐他的车,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全身紧绷,而且常常闭住气,免得失声惊叫。他确实很小心,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贯注,开得很慢,慢到一个程度,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人家以为他不走了,他却突然往前冲。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番茄滚了一地,被车子碾过,一地烂红。
再过一阵子,听说是撞上了电线杆。母亲在那头说:“吓死哩人喽。你爸爸把油门当作刹车你相不相信!”车头撞扁了,一修就是八万块。又过了几个月,电话又来了;他的车突然紧急刹车,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电话那一头不是“吓死哩人喽”的母亲;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刹车的力道太猛,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兄弟们说,“你去,你去办这件事。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爸爸只听女儿的话。”
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客厅的灯没开,室内显得昏暗,如此的安静,你竟然听见墙上电钟窣窣行走的声音。
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一言不发,先递过来汽车钥匙,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你说,“再怎么坐车,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好吗?”你大声地再问,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好。”缩进沙发里,不再做声。
你走出门的时候,长长舒了口气,对自己有一种满意,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游击队头子和平缴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从此不再出门。
“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你说,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你想他可能没听见你“没时间”的回答。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