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同治元年（186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请求朝廷严加惩处。目标直指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曾国藩极其慎重地从多份奏折草稿中选出了李鸿章的。这位年轻的幕僚在区区六百字里连连追问:“……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雷颐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角度，从给朝廷写的奏折里检视李鸿章的晋升之路和话语策略、表达智慧:“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

曾国藩与李鸿章虽有师生之谊，但随着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崛起、随着他与曾国藩逐渐成为同级，二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雷颐有专章论述“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比如李鸿章曾经反对曾国藩弹劾有恩于曾的部将李元度，读来还是比较生动的。

当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谈论曾国藩和李鸿章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许纪霖著，中华书局，2007年7月）的作者尝试了他称之为“心态史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曾国藩就是许纪霖开篇第一个解剖的标本。“偏偏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地出了一个曾国藩。”在许纪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吸引和网罗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薛福成、容闳等晚清帝国精英，既和他事业的号召力、识才擅用有关，也得益于他的人格魅力。

但是，曾国藩促成的“同治中兴”又是短暂的，“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曾国藩也远不及秦朝的李斯、唐朝的魏征、宋朝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功不可没，但论功行赏，洋务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鸿章”，“倘若纯粹以德性论，即使在曾国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盖过他之佼佼者。”

1995年以47岁的年纪英年早逝的前《文艺研究》编辑吴方，在《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吴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中专门写过一篇《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他对曾国藩思想资源的复杂性有深入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