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人的素质？我觉得就是平时尊不尊重人。不在乎文化高低，或者什么不同的阶级，把别人看得跟自己一样，这就是尊重人，中国缺这样的人。

　　中国现在特别讲特权。比如两个人吵架，一个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不是讲什么道理，而是比谁了不起，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讲尊重、平等。人和人之间没有同情心，社会就会变得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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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很多人觉悟得早

　　郭：您从那种时代过来，有没有非常绝望的时候？

　　茅：基本上没有，除了有一次差一点要把我送去东北劳改，要是去了八成就死在那里了。好在有好心人保护我，后来把我名字勾掉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一直想感谢他。

　　郭：您受到侮辱和打击的时候都没感到绝望？

　　茅：那时候当然也痛苦。被打成右派，心里非常不平，很愤怒，被压抑，我就听音乐发泄不平。我喜欢听贝多芬，表现了一种愤怒，还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

　　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别人都不敢跟我接触。受歧视受压制、挨骂，多了！没头没脑地挨打、剃光头，把我太太也剃了光头，“文革”的时候我小孩小学一年级，也受到歧视。类似“文革”这样的事，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好多次的，题目不一样，做法差不多。

　　那时候最难过的，是家人都跟着受苦。

　　郭：您指的理智是什么？

　　茅：就是看明白了。我那时就是一个小年轻，太热爱社会主义了，就是为了国家好，提几句意见，就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来我想不通，为自己辩解，后来看明白了，就不辩解了。好，你们说我是，我就是，我认罪。我当时要再辩解，他们就把我打死了。我承认，他们就达到目的了：你们看，茅于轼已经承认了，他是反革命。

　　所谓理智，就是我知道，当时社会的残暴，一个人跟它抗没有用。1951年到1952年镇压反革命，那个时候我在齐齐哈尔，来调查我的历史，才22岁，有什么历史啊？我们从上海去的有两个人，就被当做特务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放了。抓了又放，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跟我一起干活有个姓张的，他爸爸就是被枪毙的。

　　反右以后我越来越觉悟了，我比很多人觉悟得早。三反五反死了不少人，说送到朝鲜去的医疗器械都是假冒伪劣的，这也是故意制造的，把这事宣传夸大，打倒资本家，各个地方都查。我那时候在机务段，查我们的会计和材料主任，那个时候不太懂，现在想起来完全是诬陷人。我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这种做法的毛病。

　　接下来反右，之后又反右倾。没有反右倾，三年灾荒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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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长不了

　　郭：您当时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成熟？

　　茅：可能我比较爱思考，跟家庭教育也有关。我们家都是老实人。我爸爸是副部级干部，不是副部长，但是副部级待遇。我父亲是个谨慎的人，所以他还好，“文革”没受到什么打击，贴了一期大字报也就算了，后来下放劳动，他还挺乐观，劳动就劳动，他还挺喜欢劳动的，后来建铁路需要翻译，把他调过来当翻译。

　　我爸妈两家都是望族，我三舅舅是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后来改组后是南工的教授，叫陈章，是电气工程系。我的大舅舅是国民党的。我受的影响，大的还是茅家的。

　　茅家的人比较老实本分。

　　茅以升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他这辈子挣了很多钱，自己一点都没享受到，都给了别人。他是个政治家，后来当了政协副主席。他不是学政治的，不是从政治学来分析，而是从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怎么能安全。他特别聪明，看明白了形势，就不惹事，也不乱说话，所以他没受到太大冲击。解放后，斗争了30年没斗到他头上；“文革”的时候，斗了一气也没上台斗。他在研究院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对任何人都很尊重，所以没有人整他，传达室的人很保护他。几次毛泽东接见，大概是开玩笑说了一句，我们都姓毛啊，他沾了很大的光。

　　20多岁的时候，我有好多朋友都想自杀，我没有，因为我想，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长不了。我比你年轻，总能看到中国好起来的一天。到现在，我们特别要感恩。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平安、容易生活的环境里，不感觉活命有什么难，好像人自然就该活着，死亡是很遥远的事。其实真是不容易，我们有现在的生活，特别要珍惜，让我们的社会更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