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到民国初年，广州特别盛行斗蟀。开始是一种游戏，后来发展成为豪赌的工具。

　　每年自立秋前后起，东圃蟀会就会开锣，会期约为两个月。在车陂河边的一大块空地上，盖搭大棚，上面摆上数十张桌子，每桌置有十至二十个蟀盆。车陂河上，架设起浮桥，供斗蟀者搭艇前来。

　　到了蟀会期间，众多斗蟀者挈蟀参赛，择案安置蟀盆。

　　斗蟀者在蟀会场上找到对手后，就要请蟀会雇的“草证”作裁判，还要互相签饼。所谓“签饼”，就是互下赌注的约定。当时虽然斗蟀赌博之风炽热，但仍避免直接以金钱为赌物，虚饰以饼饵金猪为赌物。当时的定例是：每百斤饼折银六两，满千斤饼饵为一猪，即六十两白银。

　　下注时，蟀主先认若干，旁人亦可参压赌注，称“帮饼”。假如甲方凑合签得饼四千八百斤，即等于三猪，乙方凑合仅为三千二百斤（即二猪），一般是以多折少，胜负均以二猪为度。

　　一般的小斗，所赌不过三五百斤饼；大斗的则下注三数猪，有的甚至高至十余猪。宣统年间，有号为“金弹子”及“三镶王”两蟀互斗，双方“帮饼”多至二十余猪，战情极为剧烈。

　　开斗时，草证人将要斗的双方蟋蟀捧入专门搭建的斗室，入室人数，双方相等。室门外，拴以长绳，由蟀会派人于室外紧握，斗完后，参赛双方都无异动，才能开门。

　　两蟀互斗，战斗力弱的，牙关不牢固，三两个回合即牙齿脱落，一般就输掉了，故斗蟀又有有牙无翼是赢，有翼无牙算输之说。但一些斗蟀牙齿虽落，但仍死不认输，振翼高鸣，虎虎作势，绕盘走避。按规定，不论断肢破腹，只要仍能作战就不算败，只有用引草撩拨都不愿再斗了，才算败。

　　胜负决定后，参斗双方分别到蟀会所设的柜面报数，当场交割清楚赌资。如胜方达三猪以上，蟀会除送给花红串炮之外，还赠帅旗一面。得胜者高举帅旗，洋洋得意。

　　但是，胜者所得，并不是输家所输的全部，蟀会要抽头一成，而“帮饼”者则需多扣一成给蟀主，此外还要酌量酬谢“草证”，其中“帮饼”者实得只有七成多，而输时则须付十足数目。胜者每视所得为横财，呼朋引侣，开筵坐花，尽情挥霍,或赢或输，到最后其实都是零。

　　1921年以后，河南戏院前，每年举行“秋声大会”，广州斗蟀重心由东圃移到该地。

　　斗蟀是件刺激的事，挑选饲养斗蟀，则是一件劳神耗钱的事。

　　每年端午节后，养蟀者开始挑选佳蟀畜养。蟋蟀的来源，多由蟀贩直接供应。蟀贩由各地搜集到佳蟀后，贮存在长约四五寸长的小竹筒内，以百筒为一担，价钱一般值稻谷的三至五担。

　　蟀贩与养家一般有多年交往，蟀贩保证其所供应的蟀，是未经别人挑选过的原担货。而蟀贩提供的蟀每当参赛获胜一次，养家会扣出一元，称为“采头”，积攒一起，于下年蟀贩来时作奖金，以鼓励他尽力搜罗佳蟀。

　　购入原担蟀后，要作甄选。选蟀的方法，一般以体重司马戥五分五六厘至六分二三厘（司马戥为旧时计量单位）最为适合。过小则气力薄弱，难于获胜；过大则不但参斗时难觅对手，而且多非佳蟀，是所谓“牛屎蟀”，虽庞然大物，其实战斗力极弱。

　　蟋蟀的颜色无论黄、红、黑等色，都有佳蟀，但以头色略淡，翼有光彩，腿色黄中透白为好，即所谓“淡头紫颈金花翼，腊腿藤爪是蟀王”。那些体形扁平如蟑螂，或有仰头、剔腿、磨牙、卷须等形状的，便是劣蟀。

　　选定的蟋蟀，要改用陈年旧盘来养，因火气未清的盘，对蟀不利。刚刚饲养的蟋蟀，先用蟛蜞、菊叶喂吃，以清除它在筒中饲养时腹中积秽。之后的饲料，大都是经过挑选的上等齐眉白米，隔水炖熟，清水浸散晾干的饭粒。

　　需特别培养或出战前后，则喂以用田鸡、虾、参汤等物炖出的饭。草鸡虫则视为滋补品，出战前后多酌量提供给蟋蟀，以增加气力。

　　蟋蟀出战前，养家先让自己的蟋蟀互斗，谓之“较牙”，以定其强弱，去弱留强。之后再与朋友的蟋蟀作小型比赛加以挑选。对屡屡获胜被认定可以出大战的蟋蟀，则爱若娇儿，加意照顾。晚间加喂特别饲料时，还作特别布置防范，以免蟀因见光跳出盆外，不易捉回受到损失。立秋后天气白天热晚间冷，则更为留意防温保暖，下半夜在蟀盘上加盖毡被。蟋蟀怕寒，深秋初冬就会老死，一些蟀主甚至会为常胜的蟋蟀制小银棺殓葬。

　　种种劳神费事，其实全以赌为目的。许多家财不错的人家，因玩斗蟀最后弄到倾家荡产。清末小市街某金店少东，最爱斗蟀，每年必到东圃。其父死后，大权在握，放手大赌，三数年间产业荡尽，最后一次输去巨款，当场摔毁蟀盘，精神失常。

　　民国以来，经过数次禁赌，斗蟀之风转趋澳门。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