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一个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如今，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至今仍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瞻仰过胡耀邦故居陈列室的人一定会记得，胡耀邦亲笔写给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的那封信。
这封信写道：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胡耀邦的堂弟)先回来，耀福(胡耀邦的胞兄)过四五天后也要回来。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这样会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就更不对了。中央曾三番五令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i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二十四元钱，交耀简带回去，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时至今日．信纸已经有些发黄。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龚光繁在耀邦老家所在的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但在当地买不到．大队党支部研究，请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耀邦求助。
因为这是给公家办事，路费可以报销。那时耀邦的母亲也在北京居住，所以就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可是耀邦却对此很不满意．一直想找机会退回这些款物。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便给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耀邦同志虽然帮助买了发电机．但他不同意大队为耀福和耀简解决路费。
龚光繁在写信时客套了一下，也被耀邦批评：
“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也不许隐瞒。你们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生活较为贫困，我没有能力过多地帮助他．送给他两件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
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共产党人一定要廉洁”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他当上了总书记也没有立刻搬出去。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九年．这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身边的同志提出让他配置些家具、调换房屋，都被他拒绝了。大门的油漆早已脱落．也未进行粉刷，以至于有位香港朋友得知此事．特意送来了两桶油漆。1976年大地震时．在他的卧室内搭起的护顶一直没有拆除，他是怕麻烦别人。耀邦1984年搬入的新家也是所旧房子．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室内装修。
耀邦同志乘坐的一直是国产的“红旗”老式轿车。外国朋友赠送给他好几辆轿车．他都转到了有关部门．直到他去世后．还是这辆“红旗”载着他的骨灰回到了家。
在日常生活中，耀邦同志还严格限制家人用自己的车去办私事．他甚至不让自己的专车停在家门口。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子女们很少用车．夫人李昭也常常是搭乘别人顺路的车去办事。
耀邦在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出访十分频繁．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他绝不私收任何礼品，每一次他总是轻装而去，轻装而归。
耀邦在访问日本期间．收到大批礼品．但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件。归途中．他召集会议专门作了布置。礼品一律归公。有一次。外国友人送来了两套录像设备．他将一套送给了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另一套留在了中南海办公室。很多幼儿园、学校都收到过他转去的礼品。
在国内出差考察．耀邦也是轻车简从．提倡艰苦朴素。
1985年．他带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内蒙古视察，途中他不乘小车，坚持和大家挤在面包车内。
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时．面对当地的盛情接待．他强调只吃当地出的平常的东西。不吃山珍海味。有时，他在返回的火车上也只吃份饭。
有一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给他一套《辞海》。他当即付了钱。随后一再告诫身边的人，人家送的东西不要往家里拿．这样会贻害子孙。
1989年4月20日。就在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位记者来到他家．走进他的卧室．被屋内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面积约十五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三部电话机、一支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装过咖啡的玻璃瓶。
掀开床单看．只见褥子上还打了补丁。揭开枕巾看枕头．枕头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再看看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
耀邦同志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灰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线袜子．一件有破洞的毛背心．棉裤是由两只棉织裤缝在一起的。另外的两件针织背心．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破了十几个小洞。但他也不肯丢弃．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才换下来。
“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对于亲友。耀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62年．耀邦兼任湘潭地委书记．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
哥哥胡耀福闻讯赶来．请他回家吃狗肉．这是耀邦年轻时最喜欢吃的。可他没有回去。哥哥向他诉说了家里的许多困难．他拿出十元钱给了哥哥．并说道：“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靠自己来解决。”就这样．他的哥哥嫂子及两个侄子一直在老家当农民。直到耀邦去世．哥嫂全家仍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家中的摆设也非常简陋。
1982年．耀邦在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不久便召集家庭会议。他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他是不会出面讲情的。这话对他的儿女们来说不言而喻．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深知这是父亲对他们的一贯要求。
1974年．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让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德华看完信，头上直冒汗。直到1976年．耀邦的小女儿才由工厂极力推荐入学。
1977年．他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征得父亲同意．小儿子决定到外地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许多年来．亲戚朋友们都想让耀邦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可一直到了1986年年底。小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耀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还奇怪儿子在外地靠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为何还要回北京?
1982年的一天．胡耀福的一个儿子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找个工作的念头，那位领导曾与耀邦相熟。便答应了。后来耀邦得知此事很生气．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后来，耀福到北京去看他，兄弟相见．耀邦又旧事重提：“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德安在农村待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
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曾专门给家里写信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有一次．耀邦的侄子从家乡来看他。交谈了一阵子后，他便严肃地对侄儿说：“你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要打着我的旗号搞东西，我不同意。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不仅如此。耀邦对家乡人也十分“苛刻”。他曾经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许他家乡的人向国家要物资、资金和特殊政策。他自己也一再向家人说：“我不能为家乡谋取特殊利益。”
“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20世纪50年代初．耀邦曾在川北工作。“文革”后．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便获悉要编写川北日报报史．于是专门做出批示说：如果讲川北历史．请不要突出我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第二位的东西。如果只突出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并且夸大其作用．这样做就歪曲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性事实。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当选为主席后发表讲话说：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讲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邓小平在全会闭幕时说道：“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
当选为总书记后，胡耀邦露面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他一直保持低调，不让舆论过多地宣传自己。1981年9月，《华北电力报》通讯员给工人日报社寄来一篇题为《胡耀邦同志和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的稿件。文章记述了十三名通讯员去中南海参观．看到有十几位同志正在瀛台东岸打扫卫生．其中就有胡耀邦同志．他们不由得也主动加入了劳动的队伍。劳动结束后．耀邦同志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生动，当时《工人日报》准备发表并上报到了中央办公厅．胡耀邦同志得知后说：“现在千万不要报道．等中南海在卫生上真正成为全国表率时．同意作为历史资料。”
1986年．他由田纪云副总理陪同到甘肃视察。汽车从兰州出发．一路颠簸．但他每到一地．总是不顾旅途的疲劳．与当地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和生活的情况。
当时．甘肃省的新闻单位要宣传报道他的视察活动，但被他拒绝了。省领导亲自替记者们说情，胡耀邦还是不松口。直到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书记又对他说，您来过甘肃好几次．但田纪云同志还是第一次来．不报道不好。再说您跑了这么多地方．许多讲话精神群众还不知道，这怎么行。最后，胡耀邦总算同意了。不过．他一再叮嘱说：“报道的内容要尽量简单些。”
凡是熟悉胡耀邦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干起工作来几乎是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紧挨着中南海．但他只有在每周六晚上才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全都是住在办公地点勤政殿。在他担任总书记的那些年里．勤政殿的灯火几乎夜夜通明．他办公经常要到深夜。很多同志都知道，耀邦办公室的灯熄灭得最晚。考虑到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人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也是胡耀邦同志的一贯作风。1984年1月，胡耀邦到贵州安顺去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太好，省委陪同的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主张明天再走．但耀邦坚持要连夜赶往。深夜12点．汽车行驶到一个小县城．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当地很穷，工作人员到县委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单人床。就这样，他就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街上很热闹．这时他看到路边有个小摊正在卖贵州米线。他赶忙说：不要再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这里吃吧。说完他便坐在长条凳子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认出来这竟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大家便围过来热烈鼓掌．只见耀邦站起身来，给大家鞠了个躬后．回身上车继续赶路。
还有一次在西沙群岛．有些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同意他去．并劝道：那个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过去的。咱们去了会给人家添麻烦。但耀邦却坚持说：咱们去的目的又不是为了让人家招待咱们。我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光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转来转去．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地区，我们有机会也要去这些地方看一看．走一走。在他任总书记的四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去考察。
耀邦的书法潇洒豪放．很有大家风范。但他生前题字并不多．有时即使是题了字，他也不留姓名，出任总书记后更是如此。北京市顺义共青林场成立时，耀邦与首都十万青少年一道栽下了一片林木．并特意为林场题写了不留姓名的场名。后来林场更名，他的题字不幸丢失。1984年．林场又请担任总书记的耀邦同志题写场名，于是，他再次欣然挥笔。这一次，他依旧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985年．耀邦同志应邀为新建的“北京青年运动历史群雕”题了字．但他还是不肯留下姓名，并且一再嘱咐身边的同志，不要过多宣传他题字的情况。
不宣传自己。并不等于人民把他忘了。工作生活中的点点细节。折射出其伟大的光辉。
摘自《名人传记》2009/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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