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的人都心焦。”李爱杰打完水，盖严壶盖，直起身子劝慰道，“骂两句就骂两句吧。”

　　“唉，摊上个有病的男人，算咱们命苦。”女人将烟掐死，问：“你们从哪里来？”

　　“礼镇。”李爱杰说，“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呢。”

　　“这么远。”女人说，“我们家在明水。”她看着李爱杰说，“你男人住的那张床，昨晚刚抬走一位。才四十二岁，是肝癌，留下两个孩子和一个快八十的老母亲，他老婆哭得抽过去了。”

　　李爱杰提水壶的胳膊就软了，她低声问：“你说真要得了肺癌还有救吗？”

　　“不是我嘴损，癌是没个治的。”那女人说，“有那治病的钱，还不如逛逛风景呢。不过，你也别担心，说不定他不是癌呢，又没确诊。”

　　李爱杰愈发觉得前程灰暗了，不但手没了力气，腿也有些飘，看东西有点眼花缭乱。

　　“你家在哈尔滨有亲戚吗？”

　　“没有。”李爱杰说。

　　“那你晚间住哪儿？”

　　“我就坐在俺男人身边陪着他。”

　　“你还不知道吧，家属夜间是不能呆在病房的，除非是重病号夜间才允许有陪护。看你的样子，家里也不是特别有钱的，旅店住不起，不如跟我去住，一个月一百块钱就够了。”

　　“那是什么地方？”李爱杰问。

　　“离医院不远，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是一片要动迁的老房子，矮矮趴趴的。房东是老两口，闲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原先我和那个得肝癌病的人的老婆一起住，她丈夫一死，她就收拾东西回乡下了。”

　　“太过意不去。”李爱杰说，“你真是好心人。”

　　“我叫王秋萍。”女人说，“你叫我萍姐好了。”

　　“萍姐。”李爱杰说，“我女儿也叫萍，是粉萍。”

　　两个女人出了茶炉房，通过一段煤渣遍地的市道回到住院处的走廊。她们一前一后走着，步履都很沉重。一些病人家属来来往往地打水和倒剩饭，卫生间的垃圾桶传出一股刺鼻的馊味儿。

　　秦山在李爱杰要离开他跟王秋萍去住的时候忽然拉住她的手说：“爱杰，要是确诊是癌，咱可不在这遭这份洋罪，我宁愿死在礼镇咱家的土豆地里。”

　　“瞎说。”李爱杰见王秋萍在看他们，连忙抽回手，并且有些脸红了。

　　“你别心疼钱，要吃好住好。”秦山嘱咐道。

　　“知道了。”李爱杰说。

　　房东见王秋萍又拉来新房客，当然喜不自禁。老太太麻利地烧了壶开水，还洗了两条嫩黄瓜让她们当水果吃。那间屋子很矮，两张床都是由砖和木板搭起来的，两床中央放着个油漆斑驳的条形矮桌，上面堆着牙具、镜子、茶杯、手纸等东西。墙壁上挂着几件旧衣裳，门后的旮旯里有个木盖马桶。这所有的景致都因为那盏低照度的灯泡而显得更加灰暗。

　　王秋萍和李爱杰洗过脚后便拉灭了灯，两人躺在黑暗中说着话。

　　“刚才看你男人拉你手的那股劲，真让我眼热。”王秋萍羡慕地说，“你们的感情真深哪。”

　　“所以他一病我比自己病还难受。”李爱杰轻声说。

　　“唉，我男人没病前我俩就没那么好的感情，两天不吵，三天早早的。他病了我还得尽义务，谁想这人脾气越来越随驴了。我伺候了他三个月了，他的病老是反复，家里的钱折腾空了，借了一屁股的债，愁得我都不想活了。两个孩子又都不立事，婆婆还好吃懒做，常对我指桑骂槐的。”

　　“你家也靠种地过日子？”李爱杰问。

　　“可不，咱也是农民嘛。前年他没病时跟人合开了一个榨油坊，挣了几千块钱，全给赌了。”

　　“那你的钱怎么还呢？”

　　“我现在就开始干两份活了。”王秋萍说，“每天早晨三点多钟我就到火车站的票房子排队买卧铺票，然后票贩子给我十五块钱。中午我给一家养猪厂到几家饭店去收剩饭剩菜，也能收入个十块八块的。一天下来，能有二十几块吧。”

　　“你男人知道你这么辛苦吗？”

　　“他不骂我就烧高香了，哪还敢指望他疼我。”王秋萍长长叹口气，“他将来恢复不好，真是偏瘫了，我后半辈子就全完了。有时候真巴不得他——”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