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以画为线，将一颗颗回忆的珍珠串在一起的幸福家庭，早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致。汪大文要让中国画这颗小小的种子开出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花朵。
如同一幅深得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画作，女画家汪大文的人生描绘了一道美妙的圆。经历了24载漂泊岁月，足迹踏遍了美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土地，如今她终于回到了上海，寻回了自己的根。在她位于苏州河畔的画室“神石轩”，墙上正挂着一幅刚完成不久的《牡丹》，上面所题的一首小诗，颇能道出汪大文如今的心境:“我本无意画牡丹，随手写得富贵来。原想随花寻桃源，却应春宴赴瑶台。红尘碌碌总是梦，丹青款款诉情怀。只须留住童心在，已白双鬓笑灿烂。”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汪大文就是凭借这样的心态活得自由畅快——时而体会笔墨世界为她带来的挥洒乐趣，时而享受浓浓友情带给她的温馨，而更多的则是沉浸于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天伦之乐中。
丹青之家
1916年，在那个枫叶含丹、金菊吐艳的时节，上海乍浦路闹中取静的一隅，树立起了一所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它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前身。其时，担任美专校长一职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刘海粟。当年的美专可谓掀起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姜丹书、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等大师都曾在此担任过教授；钱鼎、吴茀之、倪贻德、程十发等名家无不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抛洒在美专的画室内。
“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刘海粟生前的挚友郭沫若赠予他的诗句几乎渗透于美专日常教学的点点滴滴。创办之初的上海图画美术院虽说条件简陋、经费困难、地方狭小，但年轻的刘校长却颇有创新的魄力和挑战的勇气，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陋习，开风气之先招收女学生。试想，即使在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发轫的清华大学，也要到1928年才开招女生。
天时、地利、人和，从小擅于绘画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结识了“金嗓子”周璇等诸多小姐妹的丁静影才有机会走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系的课堂。她，就是汪大文的母亲。如今，已是90高龄的丁静影仍精神矍铄，当年的青葱岁月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美专交关(特别)有趣，画中国画的学生都穿着长衫、布鞋，而画西画的学生则交关洋气，从上到下是礼帽、洋装、皮鞋。”如此中西对比的情景，倒是与美专周遭的环境相映成趣。当时，美专已由乍浦路搬迁至法租界的菜市街，那是一条充满市井气息的商业街，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世俗的喧嚣，有大饼摊的叫卖声，也有居民为了芝麻绿豆之琐事的吵闹声……然而，走出菜市街，就是法租界的浪漫、宁静，诸多法式洋房以及法国梧桐所营造的氛围，俨然又是一派写生、作画的好去处。
丁静影时时都思念这般良辰美景。当年，她总爱在阳光和煦的午后，喊上三五个小姐妹一同走上一段路，拿着写生的本子，静静地坐在巷尾，玩弄起指尖的线条和墨色，“这样的辰光(时光)总是过得老快的”。
或许，从母亲丁静影第一次踏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大门之时，就注定汪大文的一生都将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同时，汪大文的父亲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画迷，与大画家唐云、钱瘦铁、樊少云等人交往过从，甚是亲密。新中国成立后，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社会一派欣欣向荣，因此，平日里，汪大文的父亲总爱请这帮画家朋友来家中小酌，贤惠聪明的丁静影亲自下厨烧上三两个下酒好菜，大家围坐一起吃吃小老酒，不亦乐乎。酒过三巡，兴致正浓，这群爱画如命的文人自然要借着酒性高谈阔论起吴道子、石涛、八大山人等古往今来的绘画大师的奇闻轶事。谈话不足，立马铺纸磨墨，随即挥洒起来，你画一山我写一树，各自拿出绝活，还常常一起合作，直到尽兴为止，这才各自散去。往往这样一场雅集，就要耗费整整一个晚上，满载着许许多多回味不尽的美好友情与珍贵回忆。
在这样一个以画为中心，全家与书画结缘的环境影响下，小时的汪大文自然而然地拿起了画笔，她先后拜著名画家——也是父亲的好友——钱瘦铁、唐云两位老师学画，前者教授汪大文山水画技艺，后者则指导其绘画花鸟的技法。于是，在自己的孩提时代，汪大文每天都会花上许多时间潜心钻研绘画，每有自己心目中的佳作就急不可耐地寻求两位老师的评鉴。有时候她也会在一旁观摩老师作画，这些不经意间的耳濡目染比科班教学效果更佳，“唐老师告诉我，虽然我是女儿身，但不能因此拘泥于小规格作画。要画就要‘画大画’！所以他常常拿出四尺整张的大宣纸，让我直接在上面画松树、梅花等等，借此锻炼我的胆量和笔力。”没想到这一孩提时的启蒙，竟为许多年后汪大文创作大尺幅水墨荷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读书后的汪大文，凭借着独特的艺术才华，幸运地被选入少年宫进修。当时，中福会少年宫开设了各类兴趣小组学习班，并邀请了诸如张乐平等一流艺术大家，亲自给祖国的未来授课。可以说，在少年宫参加兴趣小组的过程，是汪大文享受自己领悟绘画技巧的过程，她总是沉浸于写生、素描、色彩的世界中，并且一改以往只画传统题材的风格，用属于自己的彩笔，画了大量反映新中国、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生活的主题画。而最让汪大文感到自豪的，就是她当时的“信手涂鸦”，竟还曾经作为礼物送给过班禅、苏加诺等名人。
立雪程门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不少中国画家生计发生困难，以及中国画艺术的继承发展等问题，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北京和上海两地各成立一家“中国画院”的建议。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揭开了帷幕，并同时成立了“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主任赖少其，委员唐云、潘天寿、谢稚柳、刘海粟、傅抱石、沈尹默等皆为一时画坛翘楚，而首任上海中国国画院院长则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丰子恺先生。
为了集中培养新中国第一代传统中国画接班人，刚成立不久的上海中国画院分别从工、农、兵、学和少年宫招收5名青年学员，采取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学习中国传统国画艺术。正是豆蔻年华的汪大文凭借自己出众的绘画技艺，被一眼相中，与来自工厂的陆一飞，来自农村的吴玉梅，来自学校的毛国伦等一起，幸运地进入了画院，而她的的授课老师正是一代大师程十发先生。汪大文回忆说，自己没有想到与老师之间会结下那么深的缘分，自己早已把老师看作慈父一般……事实也正是如此，汪大文陪伴在恩师身边整整48载春秋。
汪大文尚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立雪程门”时的情景，程十发两道粗黑浓密的眉毛，加上一丝不苟的板刷头，俨然是一副不怒自威的严师风范。“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当时老师对我脾气大，心急，但他的确是希望我能够从他那里学到真本事的。”汪大文回忆道，她无时不感激着老师当年对自己严格、认真的栽培之心。
作为国家布置的任务和使命，程十发对于自己首位弟子的要求的确格外严格，不过俗话说得好，“严师出高徒”，老师所做的一切都是让汪大文尽早学有所成。认真的程十发在第一堂课上就亲手制订了详细的教案，并罗列出完整的阅读参考书目。汪大文至今铭记老师当年的教导:“要从唐人宋人的画作开始临摹，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学不到唐风宋韵，至少还能追摹明清笔墨。但如果一开始就从明清画作入手，一掉下去，岂不跌入沟渠？”此外，程十发出了名的急性子也给汪大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汪大文约好时间会同老师前往他在延庆路的老房子内学画，有一次，汪大文从师母张金锜口中得知，老师总是不由自主地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开始巴望、等待，来来回回好几次，有时干脆在延庆路上快步行走，等待学生的到来……
随着师生相处日久，汪大文逐渐发掘了老师慈祥、温情，甚至不乏幽默、机智的一面。程十发常常会在教学中出其不意地说上两句有趣的“戏话”，而给她印象特别深的，还有老师独特的语言，作为地地道道松江人的程十发，始终不改一口乡音。
1964年，程汪师徒与画院同事一起到青浦朱家角体验生活，一行5人住在南江大队一户农民家中，白天大家同村民一起选稻种、灭钉螺，创作类似宣传消灭血吸虫病的宣传画，晚上熄灯后便开始“聊天会”，在一行人其乐融融的生活中，也不乏诸多感人肺腑的趣事。有一回，汪大文拿着水桶到河边去打水，结果玩兴一起跑到老乡家去听收音机了。程十发左等右等不见学生回来，急忙到河边去找，突然发现水桶在，人却没有了踪影，吓得到处大声叫喊。事后，他对充满歉意的汪大文真诚地说道:“要是你跟我出来出了事儿，我哪能向你父母交待啊！”这件小事让程十发师徒间的感情变得更为真挚了，也让年轻的汪大文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老师的慈父之心与亲切关怀。
汪大文说，自己一生最留恋的地方就是上海中国画院，因为画院不仅让汪大文有幸受到了亦师亦父的程十发的细致培养，更因为正是由画的牵线搭桥，让她结识了厮守一生的夫君金光瑜。有趣的是，这个家也始终摆脱不了精彩缤纷的笔墨世界的影响，丈夫金光瑜后来也一直在画院从事画师工作。
然而，在画院度过的四载欢乐时光稍纵即逝。1964年，汪大文、程十发这种良好的教学方式却莫须有地被冠之以“封建主义大染缸”的称号，汪大文不得不和眼前的幸福说声再见，被分配到青浦农村，接受“再教育”。在这段时光里，汪大文尝遍了所有的艰辛困苦:挖河泥、喂猪、插秧、施肥、扛石头……接着是浩浩荡荡的十年“文革”，汪大文又被迫背起行囊被调往韶山绘制《毛主席在韶山》系列组画。然而，也许是受了老师幽默、洒脱的性格的影响，这段苦日子竟然成了汪大文心底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她常常感恩那段岁月为她带来的丰富人生阅历，“我什么苦没吃过呀？！今后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了……”
陪子赴美
“文革”结束后，从山林田野回归上海的汪大文度过了一段“颇为幸福的生活”，除了在家享受相夫教子的闲情逸致之外，她几乎陪伴老师程十发走遍了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从内蒙到洞庭，从黄山到北京……
在山林间写生的这些日子让汪大文对绘画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聪明的她看老师挥毫作画，细致耐心地模仿老师的作品，从中学到了许多笔墨技巧与构图方法，画技大进，一度学得几可乱真。荣宝斋、朵云轩等纷纷前来订画，一时间，仅靠汪大文一人造画的收入，全家的日子就已然能过得宽松舒适，不但能负担得起儿子谷谷求学的花销，还常常能邀约三五好友下馆子吃饭。可是，这样的生活却一点没有打动汪大文的心，外界纷纷扰扰的各种传闻甚至波及了汪大文的私人生活，“如果当初我留在国内，或许我的风格永远就是模仿老师。当时甚至有很多人说:汪大文专门造程十发的假画”。
自1981年起，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开始放开，一位签证处的好友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消息告知了汪大文，好友建议她将谷谷送去美国读书，但孩子尚小，必须有家人陪同才能获签。这个建议显然让有意寻求突破的汪大文大为心动，于是，年过40的汪大文带着自己10岁不到的儿子离开了大陆，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异乡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起点。
携子赴美的岁月出乎意料地举步维艰，汪大文母子俩仅带上400美元，就踏上了纽约的土地。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生活强烈地冲击着汪大文的心脏，“首先就是住的问题，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四下都是危险，我儿子还那么小，我们怎么能住在黑帮集聚的地方？”汪大文几乎跑遍了整个纽约，就为了让儿子能拥有一个稳定、安全的成长环境，最终咬牙租下了一间每月350美元租金的单间套房，这样汪大文也有了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家”。
可是，交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后，又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汪大文眼前，口袋里仅剩下的50美元如何安排母子俩之后的生活。惴惴不安的汪大文将儿子安顿在家中，独自一人揣着老师程十发临行前写就的介绍信，叩开了在美国上流社会素有“C.C王”之称的著名收藏家王己千先生家的大门。没想到，王己千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十发迷，曾经多次赞扬过“程十发是当代唐伯虎”。见了汪大文递上的程十发亲笔写的介绍信后，倍感亲切。在今后的日子里，王己千在生活和艺术上给了汪大文母子极大的帮助，老人不仅时常照顾女画家母子的生活，还毫不吝啬地将毕生所藏借给汪大文临摹、学习，开阔了汪大文的眼界。除了王老，身为妇科医生的华人画家杨思胜先生也极为热心，他无私地为这位素不相识的国内同行推销画作，使汪大文在美国收获了第一桶金。不久，颇为著名的“华美协进社”又邀请汪大文教美国学生画中国画。“我在美国那么多年，很幸运从没离开过中国画。”回忆起那段岁月，汪大文说，“我没有洗过一天盘子，也没有做过保姆，完全凭一手中国画最终得以跨入‘美国社会圈子’的大门。”
随着母亲在绘画上造诣日益精进，儿子谷谷也逐渐长大成人，不但在美国念完了大学，成绩更是优异。直至今日，自己同母亲在美国相濡以沫的生活，对于他而言，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珍贵回忆。
然而，美国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有一次，在儿子下课回家的路上，一个虎背熊腰的黑人大汉一路尾随，一直跟着走到了地铁站。或许是冥冥中的安排，那天汪大文史无前例地早早来到地铁站口等候归来的儿子，她一下看出紧随在儿子身后的黑人心怀鬼胎，于是，赶快上前一把将儿子揽入怀中，扭头就走，那个黑人见小孩子的家长就在近旁，只能作罢，双手插在口袋中，无趣地离开了，如今回忆这段惊险的经历，汪大文依旧意犹未尽，“当时如果我不在现场真的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作为母亲，我救了我儿子一命，呵呵。”
在异地与亲人分别的岁月里，汪大文最留恋的莫过于远在上海的老师程十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和老师写封长信，程十发不仅会和学生交流彼此的近况，还经常探讨古人的笔墨、技巧长处，甚至给予学生忠告与建议……“老师就是这样关心着我，从关心到操心，从操心到劳心，甚至连我的下一代他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无论我走到哪里，哪怕在大洋彼岸，只要有老师的信陪伴着，我就觉得仿佛他就在身边一样温暖。”
香港，最后的中转站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汪大文早已不能满足于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功，再加上毕业后的儿子进入一家外资银行的香港分行任职，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这样一来，汪大文就陪着儿子来到香港定居，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又一次开始了新的探索。“有了信心，生活才会美好。拿我的经验来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对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也正是我的作品所追求的永恒主题。”无论艺术，还是生活，汪大文越来越强调“信心”的重要性，这也是她多年旅居海外的真知灼见，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带给人们更多的信心与美好。由于香港中外文化交汇的独特优势，使得汪大文更是如鱼得水，不仅在最高级的“万玉堂”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轰动，还成为了香港大学的教授，专门教授国画艺术。当1997年许多香港人纷纷移民海外的时候，从美国搬来香港的汪大文却积极地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君子之风”。
事业和艺术上的成就让她愈发怀念同老师程十发一同度过的青春年华，1997年，她毅然选择回到久别的上海，就是为了见上老师一面……然而，沧桑变迁让现实同想象天差地别，当她回到上海时，眼前的老师已是一位年迈、衰颓的老人了。老师身边两位至亲师母张金锜和欣荪大姐接连去世，让身陷于沉痛之中的程十发，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光彩照人，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在汪大文眼中，如同父亲一般的老师俨然成了一位孤单寂寞的老者。
每每望着老师孤独、蹒跚的背影，汪大文总是感慨万千:“老师真的老了！”敏感的她还发现，老师的脾气与性格，也变得与以前不同了。表面上，他变得更为随和，事实上，却更加隐忍，仿佛已然看透了世间的一切。有一次，汪大文陪同老师应一位收藏家的要求，为其收藏的署名程十发的作品作鉴定。明明是一幅伪作，程十发却认真地为之写了一段题跋。客人走后，汪大文问老师:“为什么不说真话？”程十发无奈地耸了耸肩，摇头说道:“人家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你说假的，岂不令人伤心？”老人没有正面回答学生的提问，但汪大文知道:“老师不喜欢伤心，他总是要让人家开心，因此从不懂得拒绝。所以，他一辈子活得很累，很辛苦！”
当然，最了解老师心境的莫过于汪大文自己。由于谷谷常年公干出差，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汪大文母子间聚少离多，让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汪大文倍感寂寞。在这段时间里，汪大文养成了画日记的习惯，平日生活中的点滴趣事和和感悟她都会以画的形式记录成册。有一次，儿子回程的飞机因天气的原因一再延误，不知情的汪大文在家独自期盼着孩子回家，焦急、担心、彷徨……百感交集。她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寄予笔端，一位胖胖的妈妈，在狂风暴雨天的屋檐下仰望着天空的图画跃然纸上……
回归
2004年，汪大文和谷谷毅然离开了美国纽约富人区“皇后区”的套间公寓和香港半山别墅，在外漂泊了整整24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儿子谷谷乐此不疲地做起了一名优秀的海归派，而汪大文则在母亲河——苏州河畔拥有了一间颇为宽敞的大画室“神石轩”，回想起曾经的种种经历，汪大文同儿子别有一番感悟:“回到起点了，我们找回了自己的根。”
回到上海，在同家人重逢之余，汪大文心中最惦念的莫过于恩师程十发，从此，汪大文与耄耋之年的恩师又可以时常相见了。尽管程十发在经历了种种命运打击之后，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但只要汪大文前来探望，老人依然会露出纯真的笑容。汪大文常常同恩师回忆着过去的点滴趣事，追述着曾经的如烟往事。昔日美好岁月的流连，以及汪大文如亲女儿般的关怀给了老病的恩师不少安慰。
2005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程十发因做疝气手术住进华东医院，谁都没有想到，手术引发了多种并发症，老人竟然再也没有走出医院。这期间，汪大文时常去医院探望他。有一天，汪大文见老师格外精神，兴致冲冲地向他提到陈老莲、朱耷等程十发平日最敬仰的画家的笔墨时，躺在病榻上的老人越来越有精神，他突然举起了自己的右手，作出握笔的姿势，汪大文立即会意，将一支圆珠笔搁入老师的掌心，随即又找来了护士填写每日病情的一张表格，竖置在老师面前，老人费劲地抬起笔，在纸上画了一段高低起落的线条，这些线条好似记录他生命跳动的心电图！“这也是我看着老师画完的最后一幅画作……”
2007年7月17日中午，程十发病危。汪大文说，当时正在画画的她就有了某种“感应”。作品接近尾声，可最后的一笔却怎样都没法落下，此时，电话铃突然响了，医院通知她，程十发的瞳孔已放大，汪大文一急，就看到刚泼上画面的墨汁竟然逆着力道反方向流了回来，鬼斧神工地完成了最后一笔。她急急地赶往医院，回来时才发现，最后一笔正是全画的“眼”！“有了这一笔，整个画面都活了。大概是远行的老师最后一次为我改画吧，提醒我，这里需要换气。”后来，恩师程十发去世后，汪大文含着热泪，题下了一阕词，同自己与师父48年的笔墨因缘作了最后的告别……
如今这位当年在海上画坛颇为著名的女画家已是满头花白，汪大文依然搁不下自己最喜爱的一笔一墨，走进她的画室“神石轩”，满壁的画作和古色古香的家具摆设相映成趣。有一幅汪大文画了好几个月，以初夏荷塘为主题的《君子之风》，画纸摊开来可占满整个客厅，她站在画纸上弯腰补缀时，仿佛种田人模样。为了描绘花的千姿百态，她时常会在烈日下或雨中去赏花，“不是为作画而仓促作画，而是为每一幅佳作埋下种子”。
正如她倾心所画的荷花，既有谦素的净白，又有袅娜的斑斓。汪大文的“慢活”也为她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情趣，有时，她喜欢和朋友静静地坐下来，聊聊家庭和人生，前一阶段网上盛传虐猫、虐狗照，汪大文特意出版一本画集《我和小狗吉吉的日记》，画出自家相伴17年的小狗吉吉和家人的故事，十分地别致有趣。
汪大文的一家过着儿孙绕膝、恬淡安康的聚居生活，儿子回国后“相中”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千金大小姐”蕙君，汪大文对这位能弹一手古琴的儿媳妇也是赞誉有加。两年半前，汪大文夫妇终于如愿当上了爷爷奶奶，宝贝孙女金佳颖的诞生为这个本就幸福的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这个汪大文、丁静影母女最钟爱的宝贝，年纪小小也与绘画十分投缘，在汪大文作画空隙，孙女时常会到画桌上插一脚抹几笔，老太太丁静影虽年事已高，难以提起画笔，但静心欣赏女儿潜心作画和曾孙女信手涂鸦，俨然已经成为她最大的乐趣，一时间，四代人的心贴得很近很近。去年，大家庭又新添了一名小成员，金佳颖有了个可爱的小弟弟……
对于未来，汪大文充满信心，“我生命的圆圈从上海出发，经过了纽约、香港，到了这个年纪，也是安定下来享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无论在美国还是香港，或者上海这片熟悉的土地，甚至这个普通的家庭，我要让中国画这颗小小的种子开出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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