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逛”夜市，随行人员微博直播。
7月4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逛”夜市，随行人员微博直播。
专家视角：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更像人民战争
【作者】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这一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让滥用权力的人更加难以藏身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一段时间以来，微博参与和引导的公共事件使中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极大变化。据《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统计，去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中国媒体在经历了五个舆论监督历程发展后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这一方面是社会的更加开放使然，另一方面还是拜新技术借力舆论监督之赐。微博，这一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让滥用权力的人更加难以藏身，在推进整个社会信息公开的同时，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暗箱操作，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舆论监督。
对于中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来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从去年9月份起，以9月10日宜黄拆迁事件为标志，以河北大学撞车事件、重庆一区委书记训斥开发商之“作恶门”为代表的微博革命兴起，“围观”政治开始出现。而2011年以来，从官员局长“开房门”到郭美美“炫富门”，再到四川会理县领导“悬浮照”事件，都在彰显着微博在舆论监督中的新力量，考验着我国官员对于新媒体形势下舆论监督的应对能力。
在西方也有媒体监督这个词，大概表述就是“看门狗”，和我们国内说的舆论监督概念是相通的。它实际上是媒体在一定程度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大致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一般的公开。即在《信息自由法》、《阳光法》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类法律法规的保障之下，现代媒体通过海量的日常报道，让公众知道公权力如何运作、与公民有什么利害关系，使之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看似没有锋芒和硝烟的监督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未雨绸缪的预防作用。
第二种就是源自英美的调查性报道，即媒体对权力滥用导致的重大腐败案例开展独立的采访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现在有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是在微博的推动和辅助下进行的，比如宜黄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首先在微博上发现，随后传统媒体跟进进行深度报道。在中国，这种矛头指向权力行使者的舆论监督由于不同官员的态度差异而起伏不定。
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直接发表新闻评论(社论、个人时评)，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加以针砭和抨击，并剖析背后的制度根源。官方比较容忍这种常常针对政策和体制、而非官员本身的舆论监督，它随着都市报、互联网的崛起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加入而声势浩大，微博能够蓬勃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传统媒体在监督权力方面受到技术和机制的制约，经常有死角和盲区，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加上公民报道者包括微博发布者，就是努力消灭这种死角和盲区的新型社会力量。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比较像“人民战争”。首先，任何人只要是微博用户都可以发布信息和意见，打破了原来的传播样式，并且突破了传统媒体体制下的层层审批和限制，对舆论监督非常有利。再者，微博可以跨界传播，使原本不认识的人可以互相联系，对同一事件发表意见和看法。总的来说，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使得中国的媒体去中心化，参与其中的公民越来越多，再加上意见领袖的引领，提高了信息曝光的效率。但是，它还不能取代传统媒体的作用，毕竟传统媒体更专业、更深入，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微博在推动社会进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乱象。比如谣言的传播和花钱买粉丝或者加V认证等。
与传统时代的政治相比较，信息社会的政治发生了诸多的蜕变。这不但改变了我们目前的政治生活状态，更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政治生活。面对微博这个新兴舆论场，如何真正有效地进一步拓宽信息发布和管理渠道，消除政府与公众在沟通渠道上的障碍，值得关注。现在的政府微博以及官员微博培训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本报见习记者 陈娟 采访/整理）
微博监督：国外也疯狂
即使是在西方，因为对于微博发言规则和边界的不熟悉，大多数政客和公共人物同样面临来自微博的全民监督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微博源自西方，而“不吝于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一切”的中国它成为最大的新闻现场。事实上，当中国网民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疯狂“人肉”、言语围攻时，国外微博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监督，毕竟，“负责呈现一切”这一原生属性注定了微博在提供家长里短的同时，又难免成为“负责批评一切”的公共平台。
“这就是数字社会媒体的危险，他‘犯了一个淘气的网络小错误’，经过网络媒体的放大，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的伪善政治人物。”美国纽约州众议院议员安东尼·韦纳6月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辞职，《纽约时报》对这一延续了三周的政治风波如此评论。
5月底，韦纳因为在即时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不雅照被曝光，一夕之间变得声名狼藉，终为此付出政治生命暂时中止的代价。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想起早在2009年时，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曾说过，“推特在一开始就给人带来了麻烦——推特上有太多消息可能挑起事端了。”
微博，这一曾经最受追捧的社交工具，短短时间便吸引了49个国家六十多个领导人。伴随着“微博外交”一词的诞生，它也在工业国家日渐沦为竞选工具和政令转贴板。然而，当政治家们纷纷利用微博树立国家和自身形象的同时，他们发现这里也是一个在瞬间可以毁掉声誉并断送前程的世界。
美加官员频陷不雅照丑闻
韦纳的政治丑闻始于一张发布在推特上的照片。5月28日，他通过推特账号把一张自己只穿内裤的特写照片传到21岁的西雅图女大学生科尔多瓦的推特网页上，同时，他的4.5万名网上粉丝也都看到了这张照片。此事遭共和党网站曝光后，韦纳的“艳照门”一发不可收拾，多名女子相继公开韦纳向她们发送的暖昧照片、邮件、短信等，包括他赤裸上半身、展示肌肉的照片（相关报道见本报第593期第7版）。
“为什么有权势的男人行为像猪？”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的提问用在韦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安东尼·韦纳并不是唯一需要上微博礼仪课的政客。
乔治·利普被称为加拿大版“韦纳”，他是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市进步保守党候选议员。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晚上，一张男性生殖器特写照片出现在利普的推特上，时间长达20分钟，直到被管理推特的儿子发现并将其删掉。尽管随后利普和他的政党给出“参加竞选演讲时手机被偷”的解释，但还是影响了自己的竞选活动。
越来越多人在使用社交媒体微博推特、脸谱，且越来越呈跨国界跨文化交流沟通的趋势。它有可能使政客们在竞选中成为“战斗到最后的人”，也有可能把任何一个推上被告席。
只是拙劣的玩笑？
“请某人把布朗石刑处死吧。我不会告诉大赦国际的，这种行为会得到祝福。”2010年11月，英国伯明翰市保守党议员加雷斯·康普顿在推特发表评论说。而在此之前，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阿里布哈·布朗在接受第五直播电台采访中表示，任何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英国政治家都缺乏道德感，没有资格评论他国的人权问题。后来康普顿立即删除了评论，并称那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但布朗对康普顿的道歉并不满意，称其评论存在煽动谋杀动机和种族歧视，把康普顿告上法庭。随后，英国警方以“违反《通信法》”罪名逮捕康普顿，保守党宣布无限期暂停其党员身份和党内职务。几乎没人对康普顿表示同情，而提倡自由言论的推特用户们也并不想支持一个攻击穆斯林妇女的保守党政客。
印度政坛使用推特的先驱人物、粉丝超过100万人的塔鲁尔，则因屡屡在推特上对政府政策“开炮”而闻名。当印度国大党正大力提倡节俭政策时，他因推特上的一句“玩笑”而陷入麻烦——作为曾经的外交国务部长，他在推特上将经济舱形容为“牛舱”，而坐经济舱出行就像“和一大群神圣的牛一起旅行”。这句评论被认为是在嘲弄其执政党的政策，塔鲁尔因此遭到了国大党的谴责，甚至还考虑对他进行处罚，直到后来辛格总理将其评论当成“玩笑”而不再追究。
政客们的新课程
按照惯例，作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前资深成员，彼得·胡克拉斯特本应该对许多敏感信息保密。但是2009年2月份，他在推特上连续发布与共和党党首约翰·博纳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巴格达的消息，每隔几个小时发布一条，不断泄漏美国访伊代表团的行踪。比如，“乘坐插有伊拉克国旗的直升机进入绿区，现在正飞过宫殿，前往新的美国大使馆。这里似乎比想像的更为平静。”幸运的是，胡克拉斯特的微博“粉丝”中没有恐怖袭击分子，并未造成重大影响。
很多人都发现，不加防备地在网上发表评论可能导致尴尬的后果。英国威尔斯顿主教彼得·布拉德波特就曾针对他在推特上的评论公开进行了道歉，他发信息祝贺威廉王子和凯特订婚并希望他们“去法国度一个共和党式的假期”。尽管布拉德波特致歉说他参与“一个半公开的网上论坛”上的讨论是不理智的举动，但是他的上司伦敦主教仍在周二宣布他将被“无限期”停止公职。
去年《经济学人》5月刊《政治与微博》一文中曾指出，“微博使得政治家距离我们更近了。想要变得有价值，就需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政治家们纷纷占领这一政界新时尚的领地，一度让微博成为内政外交的扬声器。然而，在社交媒体上，什么内容适合发表，什么不适合，什么是温和的批判，什么是玩笑，人们似乎仍没有规则和定论，大多数人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伦敦经济学院媒体智库POLIS的负责人贝克特说：“人们不习惯一直被‘传播’，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对所有人都有一条学习曲线(即仍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以及在运用过程中不免要走弯路——本报注)。”而对于政治家们来说，在微博中寻找言论边界的学习显然更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