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焰是一位早年投奔延安干革命的老同志。五十年代初期调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直到庐山会议彭老总被罢官，他也被贬到解放军报社一个编辑处里当主编。“文革”中被批斗，劳改，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彭老总得以平反，他被任命为“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组长。以后的十多年里，他翻阅了无数档案资料，走遍当年彭老总足迹所至的全国九个省市，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老干部和农村群众，用确凿详尽的事实，来为彭老总辩诬。他自己亲笔书写或主持编辑了《彭德怀传》、《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年谱》、《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等等，几十本书，粗略统计有200多万字。直到2000年8月5日，在吃晚饭时，猝然倒下，病逝于脑溢血。
在编写彭德怀传记过程中，我们同住在军报大院，闲暇时也常常在一起聊天，顺便讲一些彭老总的趣闻轶事，有些事与王焰有关，并且从中既可以看出彭老总的为人，也可以看出王焰的为人。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1952年11月，王焰刚调到彭老总身边不到两个月，第一次出差到辽东沿海视察。返程那天，他们一行来到大连火车站，准备登车北上。车厢门一打开，彭老总一眼看到，两位熟悉的女乘务员正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他们。彭老总登时怒容满面，回过头来质问王焰：“怎么又是公务车?我不是早就告诉你要坐普通客车走吗?”不待王焰解释，彭老总怒气冲冲地冲着他大声斥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同群众一起乘车?我的命令不执行，撤你的职!”周围的空气凝固了，人们都感到十分尴尬：送行的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和市长韩光，为了缓和气氛，说：“开车时间到了，换车厢来不及了，彭总先上车，以后注意就是了。”彭老总这才悻悻地上了车。到达鞍山下车视察，终于按他的意思换乘硬座客车，事情才算过去。
彭总发火，其实是委屈了王焰。王焰刚刚调来，对保卫首长的制度并不熟悉。从北京出发时是乘的这节公务车(有软卧及会议室)。回程的时候，彭老总坚持要坐硬座，理由是，群众能坐我们为什么不能坐!王焰为此同随行的警卫处长商量。警卫处长说，制度规定，首长行动要保密，普通客车人员复杂，万一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王焰一听，制度有规定，公务车也已调在大连，就答应不变了。哪想却惹恼了彭老总，发这么大脾气，还几乎闹到被撤职的地步。以后，每当遇到此类情况，他总是先同有关人员打招呼，不能特殊，免得找不愉快。就这样，习惯力量再加上某些人的某种思路，还是引发了彭老总的几次恼怒。不过这与王焰无关了。王焰并不是从中吸取了个人不挨批的教训，而切实地一再地感受到彭老总的为人。那种劳动人民本色不变的精神，始终牢记在王焰的心中。
另一件事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总落难，“反党集团头子”的称谓已被写入决议，狂风暴雨的批判暂告一段落，会议结束，大家准备下山。这时，招待处来电话说，有一批上等的云雾茶，是庐山特产，问彭总要不要买几斤带回去?来电话的人还特意说，这种茶叶街上是买不到的。王焰接电话后向彭总报告，问要不要买点?彭总一听，又是忍不住恼怒起来：“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些鬼名堂，市场怎能不紧张!”彭总不但表示坚决不买，并且要王焰立即打电话给招待处负责会务的人，要他们今后不要再给开会的人搞什么土特产，“这是一种很坏的风气!”王焰迟疑了一下，悄声地对彭总说：“彭总，在这个时候，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吧!”彭总听了，想了想，不禁放声大笑，说：“刚才还在说我的坏脾气，看来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斗争结束，国防部长卸任了，秘书和兼任的办公室主任也自然解职。王焰帮助彭总几次草拟和修改检查稿，整理文件。一切都结束了，他向彭总告别：“彭总，我要走了，以后需要我的时候，我再来!”这情节，“文革”中不知怎么被造反派查到了，并且被当作一发重磅炮弹在批斗王焰会上抛出，质问王焰：“你这是什么话，你准备什么时候再来?你还准备彭德怀复辟吗!”令批判者想不到的是，在批判的喧嚣声中，却在人们心底深深埋藏下了当时无法表达的对王焰的印象：善良，他是如此善良!
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谁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局限。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善恶还是有差别的。有的人对待逆境是勇敢的抗争。著名作家萧乾为自己列出的底线是：不能讲真话，至少不要讲假话。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底线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抗争不了，也不会去趋炎附势地坑害别人。讲到王焰，我们不能不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人。庐山会议上和后来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老总看到当时的形势，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就是“要什么给什么”，什么帽子都可以，怎么检讨都行。但是，有两条他则表示至死也不认账。一条是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追问他“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目的和名单。愤怒的彭德怀在会上大声地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为什么他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彭德怀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毁灭自己，保证军队!这是何等高尚的气魄!
彭德怀坚决不承认的另一条“罪状”，是所谓的“里通外国”。庐山会议上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诸国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赫鲁晓夫的接见。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这一揭发，正合斗争需要。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彭德怀这次出国访问，“是否取了点经?”毛泽东这次拣起来的可不是用来打人的一块小石头，而是置彭德怀于死地的炮弹。对这件事，彭德怀详细交代了他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且具体地提供了会见的时间、地点以及陪同人员，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为这件事，他还诚恳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声明：(里通外国问题)“如发现确凿事实，可以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1974年11月，彭德怀病危弥留之际，舌头已经僵硬，还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见，这条“罪状”在彭德怀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如今，当人们翻阅资料时，才知道这“罪状”最初的出处，就是一位曾与王焰一起跟随彭总出国访问的老同志提供的。出国刚回来，这位老同志还曾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颂彭老总出访如何成功等等。也许揭发时他只讲了彭老总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并没有上纲上线到“里通外国”。可是，在那种气氛下，你为何提供这样的所谓“揭发材料”?这还用得着深入探讨和分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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