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去迪拜”的少年徐某来自四川巴中农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打工。省吃俭用存了8000多元钱，过年时钱全部交给了父母，他自己只留了50元，乘车到成都。徐某性格内向，看到家里的窘相，此前曾对家人表示，一直想出去挣钱，挣大钱，把家里的房子盖一下。(6月2日《成都商报》)

在“浅阅读”大行其道的今天，“偷渡去迪拜”的农村少年被贴上了五花八门的标签，遭遇了“污名化”。随着幕后的故事被发掘出来，剧情发生了反转。当许多同龄人还在享受着父母的宠爱甚至溺爱的时候，他却过早地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想挣大钱”并没有“原罪”，只是采取了一种偏差、越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偷渡去迪拜”作为一种失范行为，涉嫌危害航空安全和偷渡两种违法行为。在这位少年的想象世界里，迪拜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资源的地方，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生存生态，改变因贫困带来的自卑、不安全感以及身份的缺失;为了到达迪拜，这位少年不惜冒险偷渡，宁可忍受没吃没喝的痛苦。

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想挣大钱”成为许多年轻人直接而强烈的渴望。“想挣大钱”原本有助于激励和鞭策年轻人通过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突破，这显然离不开脚踏实地;可是，在一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里，一些年轻人却选择了投机取巧的方式。

本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少年，却过早地迈入了社会;不喜欢、不适应应试教育流水线的农家子弟，辍学打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宿命。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难以找到人生突破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当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难免会以错乱的方式呈现出来，“偷渡去迪拜”只是其中一种。

“偷渡去迪拜”的背后，或许隐伏着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层生存生态的缩影。在利益固化、阶层板结的当下，那些难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孩子们，又该如何去实现阶层跨越?“偷渡去迪拜”尽管只是个案，折射的社会现实却不容忽视--避免让农家子弟成为边缘人，给予他们更多纵向社会流动的渠道，给予他们更多光亮和温暖，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命题。

“想挣大钱”才是目标，“偷渡去迪拜”只是一种手段。期望与实现能力的断裂，造成了一些农家子弟思想上的迷茫与精神上的痛苦。说到底，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那种渴望立竿见影改变命运的想法，通常难以梦想照进现实。只有将塑造笃定的价值追求和强大的内心世界与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增强社会流动有机结合起来，剑走偏锋的“想挣大钱”才会越来越少。(杨朝清)